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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如何解决经费问题

2017-11-09 16:20:59  来源:人民网

抗战之初,国民政府曾设想组成东南、西北、西南三个联合大学,以拯救沦陷区高校,维持战时高等教育,既有联合办学的实际考量,亦有共赴国难的象征涵义。不过,东南联大胎死腹中,西北联大先合后分,唯有西南联大苦撑三年之久,教育部乃至最高当局当然不会坐视硕果仅存的“教育合办事业”就此解体。

  西南联大首当其冲要面对的就是吃饭(经费)问题……

“分校”之声再度响起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三校之间关系如何,将决定西南联大的命运。当年一些清华人就认为,“论设备,论经费,论师生的人数,都是清华最多,依世俗的眼光看来,这一联(合),清华是划不来的,反面看来也可以说,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的优势”(傅任敢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委会,大部分时间是由梅贻琦担任主席,主持日常校务。

  这并非仅仅是君子之间的谦让或梅贻琦年龄最轻理应多负责任,而是一种实至名归的自然结果。南开校长张伯苓常驻重庆,参与国民参政会事务,兼理南渝中学,大学事宜委诸秘书长黄钰生教授代理,黄乃清华毕业。梅贻琦则是南开学校首批学生,对伯苓师执弟子礼,而张伯苓、张彭春昆仲又曾先后出任过清华学校教务长,两校之间有着“通家之好”的渊源关系。故而南开方面始终平静如水。

  北大则不然,校长蒋梦麟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当时均在梅贻琦之上,虽然蒋校长秉持“对联大事务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态,刻意维系大局,但涉及北大自身利益也不可能全然不顾。问题在于,业已习惯以“最高学府”自居的北大教授群体对联大体制下的“边缘化处境”,显然难以安之若素。蒙自分校时期,北大师生即有“独立”吁求;1940年日军侵入越南,昆明告急,政府谕令联大迁移入川,在走留之间的争执中再度响起“分校”之声。

  可知联大体制最初并不牢固。

经费问题浮出水面

  北大的“离心”倾向并非仅是出于传统的“自尊”,而是与诸多实际利益相勾连,譬如财政经费问题。

  据梅贻琦日记载述:1941年3月下旬,清华校务会议“决定让售北大美金三千元”,透露出北大财政吃紧的讯息。

  仅仅过了两天,蒋梦麟与梅氏之间就有如下的谈话:“蒋谈及研究问题,谓宜由三校分头推进。余表示赞同。余并言最好请教育部不再以联大勉强拉在一起,分开之后可请政府多予北大、南开以研究补助,清华可自行筹措,如此则分办合作更易进展矣”。

  看来,两位校长对于联合办学也并不“执着”。随后,梅贻琦接到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一樵)的电报:“谓八十万美金联大可分得三万八千元,同仁闻者大哗……共商一代电稿,再试一争,恐或无结果耳”。联大三校在教育部经费分配中所占份额比预期的要少许多,教师们难免心有不甘要奋力再争了,可是梅校长心里清楚,回旋余地不大。而这更加重了联大的危机感,梅贻琦的心情此刻决不轻松。

  一个星期之后,他约请叶企孙、陈岱孙、吴有训、马约翰等清华元老及高层便饭,商谈“关于联大与三校关系将来可能之演变问题”,作未雨绸缪之想。其后,梅贻琦又赴玉龙堆3号访晤南开教授王赣愚、杨石先、陈序经等人,或许也是通报有关的情况亦未可知。

  昆明西南联大上空笼罩着一片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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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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