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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学风与精神养成

2018-01-29 14:19:48  来源:光明日报

严格淘汰

  物理系学子沈克琦对我说——

  “西南联大有个规定,你课程不及格,不得补考。必须重修。这跟一般学校是不一样的。西南联大也有补考,什么样的补考呢?因为生病了,没有办法考试,那么你用病假条,到补考的时候,这个可以补考。缺考的可以补考,不及格不准补考。”

  土木系学子梅祖彦回忆:“那个时候学校的淘汰率很高的。那些莘莘学子,流亡学生,跑那么远来读书,成绩要是不好,学校说开除就开除,让你退学就退学。或者,毕不了业,再念一年。有的学生整整念了八年。所以,它还是很严格的,并不放宽标准。”

  那个时候,教授们打分都是画一个曲线,必须有多少人被淘汰。这种看似无情的冷静,其实是高等教育的规律——必须控制淘汰率,质量才能保障。

  王希季,“两弹一星”功臣,被誉为中国“火箭之父”。在联大学习时,有过零分的纪录——

  “在联大四年,作为培养我工程学方面的基础,我觉得是比较难得的。另外为人处世方面,这些名师能给你作出表率。

  例如刘仙洲先生,刘先生教我的是机械学。有一次考试他出了一个题目,要求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计算器,没有计算机,只有计算尺,计算尺是不可能准确到第三位的。我对这个准确到第三位并没有注意。结果,我把这道题算完后,什么都对,就是没有准确到小数点后三位,刘先生给了我这道题零分。”

  机械学零分,对王希季可是很大的事。因为机械学是必修的。机械学学完,才能学机械设计。机械设计之后,才可以学其他的东西。机械学不及格就等于要多学一年。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非常大。让我认识到,做一样事情就必须把你做事情的要求,或者你的目标,考虑得非常清楚,非常认真,不然的话,好像是对了,结果却没有达到最后的要求。严师出高徒,它不只是知识的事情。”

/时不再来/

  “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即使在日本飞机轰炸之时,西南联大的学子们也没有荒废功课。

  在台北,历史系学子姚秀彦对我说——

  “九点上下,警报响了,跟上课差不多是一样的时间。日本飞机天天来。天天来的意思,也不是每次都要来把你这个地方炸了,而是让你的整个行政啊、学校啊混乱,出现恐惧情绪。

  警报响了,跑!你不跑,万一它一个炸弹下来怎么办?

  警报解除了,上课去!你不要以为这样子就不念书了,其实是更加用功念书。

  图书馆早上还没有开门,门口就排成了长队。图书馆一打开,大家就进去了。因为三校的图书没有完全运到昆明,书不够,所以大家争先进去。

  晚上有老师做专题讲演,也是密密麻麻的。同学们更加努力,因为求知识的机会难得。”

  朱光亚先生告诉我,“一二·一”运动时,他曾经参加了两天游行,后来因要准备出国的功课就退出了。朱光亚生前担任国防科工委负责人,是原子弹与氢弹工程的组织者。

  历史系学子王汉斌说,他在联大时读书最多最专心的,正是在政治行动处于沉寂的那段时期里。他在西南联大学习《美国史》《比较宪法》和凯恩斯的经济学,在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中,都派上了大用场。

  梅贻琦校长的儿子梅祖彦当年并不在从军之列,但他抗日心切,毅然要求去——

  “记得当时,家里也经过一番争论。我们要去,我父亲讲,鼓励我这种精神,但是他说,在抗战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有机会上大学也不容易的。以后报国的机会还多,不如把大学上完再去。我觉得也是这样。但是一起的同学就开始鼓动,所以还是去了。”

  为了从军,梅祖彦没有领到西南联大的毕业文凭。他是在法国完成学业的。

  在抗战中坚持办学8年之久,培育了无数人才的梅贻琦校长,没有给自己的独子发放文凭。

  这是一个风骨磊落的故事!

  作者:张曼菱(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张曼菱,作家、制片人,多年来致力西南联合大学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与传播工作,著有《西南联大启示录》《西南联大行思录》《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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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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