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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2019-02-28 10:40:34  来源:云岭先锋网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读张闻天《出发归来记》手记

保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杨春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岁末年初之时,上至各级领导机关,下至各领域基层党组织,都须得研究部署工作,而决策部署的重要前提是搞好调查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平时我们所说的“一年一计在于春”,这个“计”,对农民而言,讲的是备耕、播种;对工作来说,则指的是谋划、部署。备耕、播种讲究的是结合地块(比如气候、土壤、肥力、朝向等)和市场情况来确定备什么、种什么,如果缺乏周详细致的考察,搞错了方向,年底就可能颗粒无收或本大利小。同样,研究工作、谋划部署也需要我们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勇于打破僵化教条的囚笼,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岁末才有结出硕果的可能。尤其是基层党建,因其系统性实践性基础性很强,情况相对复杂,故颇有一些脾气性格,它对实际和环境的挑剔往往胜过其它工作,更加需要我们站高看远、深谋远虑,才有驯服的可能。处在这样的时节,如果你悉心研读一下张闻天七十多年前所写的那篇《出发归来记》,定会收获良多,有豁然开朗之感。

张闻天的《出发归来记》一文,以生动丰富、浅显易懂、明白如话、哲理饱满的语言,极其精辟而深刻地阐扬了共产党人对待调查研究应当持有的态度和从事调查研究应当采取的方法,是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科学论述和系统发挥。张闻天在文中说,我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少了:“但这些东西,又是如此的生动活跃,变化多端,如果我不同它们保持经常的接触,紧跟着它们,它们又会很快的前进,把我远远的抛弃在它们的后面。同时一切事实又如此明显的告诉我,如果我们不去认识它们,熟悉它们,了解它们的动向,我们决然不能决定我们的任务与政策,即使马马虎虎的决定了,任务仍然无法完成,政策也无从实现”。对于基层党建工作而言,由于各级长期以来都忙于抓发展惯于抓经济的缘故,确确实实还有许多人不认识它,不熟悉它,不紧跟它,不了解它的动向,摸不准它的脾性,而被它远远抛在了后面。且不要说基层了,甚至一些党的领导机关,也因其生疏于强基固本而马马虎虎作出决定,伴随的往往就是粗枝大叶、不求甚解,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最终当然是轰轰烈烈图了形式、走了过场。张闻天极为深刻的指出:“要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首先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这当然似乎是谁都知道的普遍真理,然而真能在一切实际行动上这样做的,却并不很多。客观的实际虽然天天在我们的面前出现,要求我们尊重它的存在,承认它的统治地位,然而我们却偏偏来个‘熟视无睹’,不肯去理会它,甚至根本不承认它”,其结果“使我们到处碰钉子,到头来只弄得我们头破血流,家破人亡”“受了这许多痛苦,还不知道这钉子从何而来”。现实工作中,确实如张闻天所言,我们的很多工作并非从实际出发,而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特别是基层党建,一些地方、一些基层党组织不去研究自己的客观实际,不去研究自己的特殊性、具体性,不承认“钉子”的现实存在,往往照搬照抄、本本主义,依葫芦画瓢、上下一般粗,结果自然是党员埋怨、群众反感、得不偿失。当年,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运动,根本就在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风”,要知道,我们党是在付出极其惨痛代价的情况下才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普遍真理接受过来,用之于改造共产党人的主观世界和所处的客观实际,进而成为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的。今天,我们抓基层党建工作,十分需要破除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僵化思想,真正扑下身子,走对路子,去认识客观实际,尊重客观实际,承认客观实际,而决不能目空一切,自高自大,照搬照抄,草率决定。因为“只有正确的认识这个客观的实际之后,我们才能提出改造这个实际的正确意见”。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客观实际进行精密地调查研究,真正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搞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否则我们仍然只是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夸夸其谈,滑入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泥潭。张闻天告诉我们:“任何伟大的天才,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非常细小的事物,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以前,是决不能发表任何正确的意见的。那末像我们这类普通的人才,怎能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以前大发议论呢”“所以一个真正唯物论者的起码态度,就是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必须从认识这个客观的实际出发”。

而且在张闻天看来,这种对于实际的调查研究,既是领导者所必须的,也是被领导者所必须的;既是部署工作前所必须的,也是部署工作后所必须的。他说:“一个领导者,如果他对于当前的具体情况没有精密的调查研究,他就无法提出正确的任务。这正像一个军队的指挥官,如果他对于当前的各种情况没有精密的调查研究,他就无法决定作战的命令”。可是,作为领导者,在作出正确的决策部署之后,是否就可以不再调查研究,任其发展下去而不闻不问了呢?“当然是不可以的。然而我们常常在任务提出之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不再过问,只是到了一定时期之后,才照例召开一个检查会议,或总结会议,照例的检查一下,总结一下工作……。这正好像一个军队的指挥官,只发出了作战的命令,而没有根据于各种变动着的情况来进行不断的作战指挥”。他接着指出:“所以一个领导者,不但在决定任务之前须要做一番精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即在正确的任务提出以后,也仍然需要不断的调查研究。一个好的领导者,不但须要对于一件事情有正确的原则的领导,而且还须要作战指挥一样的行动的领导。只有把原则领导和行动领导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把这种领导称为具体领导。这种具体领导,不以精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做基础,是决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实施正确而具体的领导,就得把调查研究贯穿到工作的之前、之中和之后,只有这样,才能既看清楚决策前的普遍性,又能弄明白实践中的特殊性,还能总结出结果所蕴含的经验教训,否则,就只能是抽象的领导,有形却无实。然而现实却如毛泽东同志当年所言,许多的领导者,许多的上级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

那么,被领导者在接受上级规定的任务之后,是否就可以不作调查研究,不结合实际的照本宣科、盲目执行呢?“当然也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不能在接受任务之后盲目乱干一气,而必须考虑一番:如何执行任务,才能不脱离群众,不违反政策。一个被领导者,不但对于上级所给与的任务应有清楚的认识,有完成任务的决心与勇气,而且还须要有不脱离群众、不违反政策的完成任务的具体办法,而这,没有对于当前情况的调查研究,也是不可能的。这正像一个战斗的部队,在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坚决执行上级命令时,仍须不断侦察战斗情况,以便适时的改变自己的战斗形式与组织形式,以争取胜利一样”。也就是说,一旦上级做出决定,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含糊地贯彻执行,但是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什么样的贯彻措施、什么样的落实办法,就得深入研究自身的特殊性,从实际出发而不是教条式的执行。

可见,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都必须把调查研究作为实际工作的基础,贯穿于现实工作的始终,“调查研究工作,不是什么一个时期的突击工作,也不是只在工作的某一个阶段才需要的工作,也不只是对于某一种人才需要的工作,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贯穿在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切工作者都需要做的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当然,上级的决定要分析各地的不平衡不一致,把个别升华为一般、个性提炼成共性,体现行动方向和普遍意志,亦即一致性、普遍性、原则性,而且允许下级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避免一竿子插到底,否则就会演化成官僚主义;下级的执行,则要分析自己的实际,把一般具化成个别、共性分解为个性,体现具体任务和特殊土壤,亦即多样性、特殊性、具体性,形成符合实际的办法措施,避免不切实际的照搬照套,否则就会演变成形式主义。这正如张闻天所言:“上级的决定,必须很好地估计到这些不同地区的特点,使决定带有原则性。下级执行上级决定时,必须估计到本地区的特点,使决定带有具体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上级的原则决定,在各种不同的地区内能够具体执行,而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能够步调一致,和谐的合拍的前进”“所以我们要有原则性,还要有具体性,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实现我们的原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反对千篇一律”“上级的结论只能成为下级的原则指导,下级的具体情况仍须加以单独的具体的研究。这样,才能称为领导的原则性和具体性的统一。这就是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一个完整的认识运动的过程。可是,如果没有双方深入的调查研究作为基础,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概而言之,调查研究,就是到实际和群众中检验我们的工作,既要检验成绩的有无,也要检验工作的得失,因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意见、决议、办法的是否正确,必须要在实践中找到证明。实践中证明做不通的,的或找不到证明的东西,不论说得如何动听,或如何‘伟大’,我们必须认为是无用的、有害的东西,决然加以抛弃。反之,在实践中证明做得通的,不论说得如何平淡无奇,如何‘不足道’,我们必须认为是可靠的真理,加以抬举和尊敬”。可惜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很多工作往往关起门来决策的多,凭经验办事的多,拍脑袋的多,想当然的多,脱离实际的多,因此也就往往不能不是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作风,“常常偏于在上层,在办公室里,在工作报告上,在会议上,因此常常是片面的,空洞无内容的,吃力不讨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唯一的途径就是亲自动手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讲,做事情要亲自动手,出一身汗才能做得好。习近平同志也指出:“现在的交通通信手段越来越发达,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但都不能代替领导干部亲力亲为的调查研究”。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也像张闻天当年一样,常常把亲自动手理解成亲自看文件、亲自写材料等,其实不然,毛泽东所强调的亲自动手是指深入到实际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亲自与实际接触、与群众接触,张闻天在文中反思道:“我过去对于亲自动手,只是了解为亲自看文件,亲自同高级干部谈话,亲自参加工作讨论会,没有了解应当亲自接触实际、接触群众、接触最下级的干部。而正是后者,是亲自动手的主要意义”“把我们的工作同群众、同实际结合起来,应该是我们全党的战斗任务”。毛泽东同志1930年的寻乌调查,亲自接触各界群众,分类别召开调查会,直接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求真的作风,正是今天我们开展调查研究所缺乏但又极其需要的精神。

既然调查研究如此之重要,那么调查什么、研究哪些,就成为了首要问题,而怎样调查、如何研究,就成为了完成调查研究任务的“桥”与“船”。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是一切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艺术的、宗教的物质基础。就基层党建工作而言,更多属于政治的范畴,它正是建立在社会生产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必须构建与之相适合的上层建筑,这才是党建工作的最高本质。所以我们既要重视经济基础,亦即生产关系一切方面的调查研究,也要重视基层党建内在构成中一切要素的调查研究。就比如我们讲“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究竟怎样表现在老百姓的具体生活当中?人们彼此之间的生产关系究竟发生了哪些根本性改变?我们讲乡村振兴之“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那么,怎样才兴旺、才宜居、才文明、才有效、才富裕?适应这样的经济基础,基层组织怎样设置才科学合理、务实管用?支部怎样建设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流动到外地的党员如何教育管理才不失时代先锋本色?这些就是我们随处可以瞧见、天天可以碰到的最平常、最普遍、最大量的东西,可是我们却“常常喜欢‘昂首向天’,在天上的星星中间寻找世外的、奇异的‘理想’,而对于这些事情,则简直看不起,认为太卑鄙、太功利、太平淡无奇,以致采取漠不关心、熟视无睹的态度。我们不了解这些最平凡、最普遍、最常见的事情,是牵连到千千万万人民生活的事情,一切伟大的理想,如果同这类事情脱离了关系,那是一个铜钱也不值的”。所以,从基层党建的视角思之,我认为,所谓的“调查”,就是要搞清楚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个地方、在具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所谓“研究”,就是要弄明白它们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然后从中找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切入点、着重点和发力点。只有这样,基层党建工作才能做到有的放矢、靶向施策,真正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内生变量和内驱动能。

那么,怎样开展调查研究呢,张闻天同志告诉我们,要过好“调查研究”这条大河,不可好高骛远,不能遍地架桥,而是必须把时间和精力聚焦于“典型”这座桥的建构,“我们的办法,就是在同一类事物中选择典型来调查研究”,习近平同志也讲:“蹲点调研、解剖‘麻雀’是过去常用的一种调研方式,在信息化时代依然是管用的”。如果我们大铺摊子,遍地架桥,就“常常是走马看花式的一般的调查,调查的事物虽然很多,但常常是表面的、空洞没有内容的、不深刻的”。而如果我们以全副工夫聚力于一座桥的建构则不然,“它对于一件事物虽是花费的时间比走马看花式的要超过许多倍,然而它看得深入,看得透彻。它能够发现事物内部的运动规律”。列宁讲过:“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这就是说,真理必须从具体事物的具体研究出发,普遍的东西并非独立存在,而只是单个的具体事物综合出的本质属性而已,真理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这种哲学思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从典型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研究其他同类事物的原则指导”,但是,“其他同类个别事物的具体解决,仍须对该事物做具体的研究”,所以,“最好的典型,应该是最能做同类事物的代表的具体事物。典型选择得愈好,则其得出的结论就愈带有普遍性,当然例外仍然是有的”。

要真正架好“典型”这座桥,需要两个最重要的支撑,那就是分析与综合,分析是解剖、是抽象,综合即整体、即具体,它们就如同桥的两端,这两端做得越牢固越坚实,桥的承载能力就越大。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大量和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综合,加以系统化、条理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策”。所以,张闻天说:“在选择好调查研究对象之后,调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分析和综合。从感性方面得来的关于调查对象的统一的、笼统的印象,必须首先加以分析,加以解剖”。比如调查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分解成为若干组成部分,甚至分解到党员这个细胞。我们的调查就先从党员队伍开始,但党员队伍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的、统一的整体,必须加以具体分析,比如党员队伍的年龄构成、性别状况、外出情况、从事行业、思想动态等,然后再加以个别的调查。继续往下分析的话,同样,“从事行业”还可以分析为男党员、女党员、老党员、外出党员所从事的行业,等等。分析了党员队伍,还可以分析组织、阵地、保障、产业、地域、风习、党员与村民的关系,等等。这样一分析,我们的思想就从全体的认识、笼统的认识、抽象的认识、模糊的认识,转变到部分的认识、形象的认识、具体的认识、清晰的认识,“这种分析,是了解整个事物所必须经过的步骤。没有这种分析,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了解,只能是笼统的,一般的,没有内容的”。然而,这还不够,有了这一步,仅仅只是架起了桥的一端,我们还必须进行综合,把桥的另一端也平行地架起来,“分析必须‘追根到底’,分析后一定要综合,不光是看到个体,还要看到联系。这样,从统一体到一个个事物的研究,从一个个事物到统一体的规律之把握”“如果只有分析而没有综合,那我们得到的关于一个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了解,就会变成孤立的、静止的、死板的。它们不是整个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变成脱离整体的独立的东西了”“分析只是思想上的一种抽象,为研究便利暂时把部分从整体中分解出来的。这些部分必须还原到它们原来在整体中的位置,这就是综合。所以综合是从部分还原到全体,从抽象回到具体的思想的运动过程”。我们仍以上述一个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调查为例,在将党员队伍分解成若干组成部分加以调查之后,再把这些组成部分综合起来研究,就使我们了解了这个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党员队伍构成状况。如果把这个分析与综合的过程继续下去,对全村的组织、阵地、产业、风习,以及生产关系等各方面分别研究清楚,综合起来,就明白我们怎么样设置党的基层组织才能更好地适应它的经济基础,怎么样进行党员教育管理才会更好地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怎么样开展活动才更加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等等。马克思曾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性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也就是说,经过这样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过程之后,对于这个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了解,已经不再像开始那样只是一般的、笼统的、抽象的、模糊的印象,而是充满了实在内容、清晰形象的具体概念了。这种概念,如果没有在分析与综合过程中犯错误的话,就是这个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我们头脑中思想上的正确反映,也就是这个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客观实际。张闻天概括总结说:“在调查研究一个事物时,首先把这个事物分解为各个方面、各个部分,把这些方面、这些部分加以分析与综合,得出各个方面、各个部分的规定性,然后加以全面的综合——这就是认识这个事物的整个思想运动的过程,这就是从模糊的、笼统的具体印象到抽象,再从抽象到明确的、充满丰富内容的具体概念之认识过程。所以,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在调查研究中是不能分割的,它们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它们是一个对立的统一。综合而没有分析做基础,综合是空洞的,表面的;分析而无综合统一起来,分析是死板的,虚假的”“分析与综合的方法,不论在研究事物的现状或历史发展时,都是必须使用的”。

《出发归来记》的最后,张闻天还点到十二条调查研究的经验或方法,同样是我们搞好调查研究的指针。陈云同志讲过:“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调查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客观事物的看家本领,更是我们工作真正取得实效的极为重要的方法,必须坚持下去,贯彻到工作的全过程。我经常给年轻的同志推荐三篇文章,其一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它是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解决工作难题的金钥匙,更是打开调查研究之锁的密码;其二是李瑞环的《要精心再精心地分析和解决矛盾》,它是完全运用哲学思维使毛主席纪念堂建筑工程在半年内胜利完成的实践案例,是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的典型范例;其三就是张闻天的这篇《出发归来记》,它的经典之处正如前面所述的一般,是我们开展调查研究的思维方法和行动指南。读懂这三篇文章,就读懂了调查研究,读懂了什么叫做理论联系实际,我们做工作就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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