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史海钩沉  >  正文

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2020-01-14 10:55:58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传统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在战时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准备北上“返故居,复旧业”,行前决定在昆明西南联大校址树碑纪念,委托文学院院长、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撰写碑文。我们知道,从19世纪中叶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遭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凌,列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侵略中国的战争,每一次中国都遭受了屈辱的失败,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洗刷了百年国耻,古老的中国又获得了新生,冯友兰先生有感而发,在碑文中感慨系之:“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冯友兰先生要向世人说明的是中华民族有强大的生命力,尽管历经磨难,但总能“挺得住”,渡过难关,浴火重生。

典故的由来和内涵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语出自《诗经·大雅·文王》,这是一组歌颂周文王的诗篇,开篇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意是:周文王神灵在天,光明显耀。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于“新”。这里的“新”,既可以作动词,表示“革新”,也可以作形容词,表示保持一种常“新”的状态。我们知道,周的历史很悠久,故曰“旧邦”,商朝后期,周成为商朝属下的一个强大方国,臣服于商,但商对它并不放心,曾囚禁文王于羑里,所谓“文王拘而演周易”,就是这时候的事。文王回周后,一方面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扩张地盘,国力大增,到他儿子武王时灭了商朝,建立周朝。可以说,周文王是商亡周兴的关键人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即指周文王带领周这个“旧邦”崛起建立新朝的历史功绩。后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被人们赋予新的含义,形容中国虽然是个古国,但其使命却在于维新,通过改革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改革求变、求新创新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秀传统。《易经·系辞下》中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核心是“变”。晚清时期李鸿章等人就经常引用这句话,以说明中国必须变革,学习西方先进事物。《礼记·大学》记载商汤王在浴盆上刻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铭文,用以提醒自己要及时反省和不断革新。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即为自己取号“日新”,表明其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之志,只不过大家更熟悉的是据粤语“日新”发音记载为英文Sun Yat-sen被回译时译为的“孙逸仙”,虽显得飘逸,但却失真,既不符合原意,也不符合孙中山革命家的身份。朱熹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大学》成为儒家主要经典,更成为科学考试的根据,于是“新”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改革:因时损益,变法维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改革是历史发展和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正是在这些改革运动的推动下,中国历史一步步向前迈进。一部中国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充满了改革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群雄并起,互相征战,改革主要是为了富国强兵,以成就霸业。首先是魏国李悝变法,之后有楚国吴起变法、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齐国齐威王改革、韩国申不害变法、秦国商鞅变法等,其中对我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是商鞅变法。商鞅清楚地认识到,秦国富强的关键在“农战”二事,即兴农以求富,强兵以求强,因此改革土地制度,建立军功爵制度,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军队的战斗力;同时实行县制,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以保证兴农强兵措施的落实。变法的结果,使秦国民富国强,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秦汉到清朝中期的改革,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鉴于前一个朝代的败亡,新王朝建立初期,总结其教训而进行的改革。前朝败亡一般是由于吏治腐败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严刑峻法加强了对人民的镇压,土地高度集中造成了社会贫富分化,最后激化社会矛盾,引发农民起义,其他各种不满势力也乘机而起,最后推翻该王朝。新王朝建立后,一般都采取改革措施约束官员,抑制豪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唐、宋、明初年的改革都属于这一类。

  第二类,是由于周期性出现王朝政治、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而进行的改革,发生在王朝的中后期。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王朝的命运实际上寄托在皇帝或一两个大臣身上,到王朝中期,皇帝和大臣对前朝败亡的惨象没有亲身感受,大多变得昏聩昏庸,于是再次出现吏治腐败、财政困难、贫富分化、社会矛盾激化等现象,这时往往会出现少数有识之士,皇帝一般也会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进行改革,整顿吏治,抑制豪强,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宋王安石变法、明张居正改革都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是少数民族政权为了提高文明程度,建立统治合法性,进行汉化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元代忽必烈改革、清代康熙雍正时期的改革。

  近代的改革。明朝以后,我国开始转向保守,特别是清朝中叶对西方国家实行闭关政策,而这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疯狂对外侵略扩张的时代。从19世纪中期开始,外国列强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我国的战争,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先是有曾国藩、李鸿章等清廷大员举办洋务新政,学习西方的军事、经济技术;甲午战争后,又相继有戊戌维新运动、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和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用民主和科学武装人们的头脑,致力于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这些改革和革命推动着中国一步步向现代社会转型,使古老中国旧貌换新颜。

  改革者:勇于担当,不计毁誉

  改革势必触动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遭到他们顽强的抵制和疯狂的反抗。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们面对守旧势力的威胁,以大无畏的气概,与守旧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商鞅变法时,秦国旧贵族群起反对,他们坚持祖宗之法,说“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则针锋相对地反驳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治理国家并不是只有一种办法,只要有利于国家,就不一定非要拘泥于古法旧制。他的变法严重损害了大贵族们的利益,在支持他变法的秦孝公去世后,被诬告谋反,遭车裂之刑,为改革献出了生命。

  王安石变法也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也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旧观念,并以天大旱久不雨为借口攻击王安石变法招致“天变”,司马光、苏轼等则认为王安石的改革方案过于激进,人言汹汹,但王安石却表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给司马光的信中说,对反对声浪他早有心理准备,“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但他的改革决心不会动摇,“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张居正面对守旧势力的反对和攻击,也表示“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时,谭嗣同本来有机会可以逃走,但他对劝他逃走的人坚定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与其他五人喋血菜市口,为改革事业而流血牺牲。

  为了国家勇于担当,不计个人毁誉,甚至将生命置之度外,是中国历史上改革者群体的可贵品质。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历史上的改革者们,就正是这样一批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在他们的接续努力下,中国的国家治理方式不断调整和进步,中华民族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并为后世积累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作者:刘悦斌)


责任编辑:李敏

23
相关热词搜索: 周虽旧邦维新
网友评论已有0条评论, 查看所有评论
昵称:    验证码: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