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修：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为党掌管“钱袋子”

　　广大华行昆明分行自1938年成立至1940年，短短的两年内，在杨延修的带领下，业务发展很快，除经营运输业务之外，还利用广大华行自身开展上海与西南地区间运输业务的便利，在昆明广泛推销西药、医疗器械、药棉纱布、化学原料等商品，在昆明的十几家同业中，很快成为中型企业，营业额不断上升。

　　1939年至1941年，蒋介石集团接连搞反共摩擦，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局对国统区和沦陷区所属地下组织重新进行划分，以广大华行等作为第三线秘密机构，保持绝对秘密状态，平时不用，长期隐蔽埋伏，一旦形势恶化，才使它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周恩来要求广大华行在提供情报、为党的干部提供掩护方便之外，为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提供必要的经费和调节经费。

　　1941年5月，卢绪章召集广大华行昆明、成都各地分行共产党员到重庆，传达南方局指示，研究落实措施。昆明分行自滇越铁路因日军登陆越南被阻断后，运输业务被迫中断、资金周转发生困难，只能依靠经营西药和医疗器械维持。卢绪章希望杨延修利用已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在当地吸收资金与相关单位、人员合作，开拓新的经营渠道，巩固昆明分行的实力。

　　杨延修认真落实上级交给的任务，先后联络中央储蓄会昆明分会经理张军光、卫生署昆明接收站主任谈瀛观、上海新亚药厂昆明办事处主任陈其生、上海中西药房昆明办事处负责人何夏生等人，共同创办昆明中和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杨延修担任经理，张军光担任董事长。广大华行昆明分行随即与中和大药房合址办公，中和大药房成为广大华行昆明分行的门市部，领导权仍在广大华行手里。昆明分行继续保留，杨延修牢牢掌握着领导权，并与各地广大华行分行紧密配合业务的发展。

　　1945年，杨延修等广大华行主要人员联合包玉刚等人，成立永孚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进出口业务、信托、代理及投资工矿事业和代理保险等业务；又与龚饮冰等人联合设立建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代理买卖商品、代理投资及企业管理并代理房地产买卖及租赁业务。

　　1945年10月后，杨延修凭借特殊身份，频繁往来于重庆和上海之间，通过买卖黄金，为党组织筹措了大量资金。广大华行总部迁至上海后，为了将民孚企业公司在昆明筹集的股款转移到上海，卢绪章派杨延修返回昆明处理。1946年2月，杨延修将900余两黄金分装在两个皮箱内乘飞机随身带回上海，从机场直接送到卢绪章处，并随即与卢一起送到“上海金业交易所”办了交割手续，保全和升值了这笔重要资金。

　　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广大华行有过两次转移，1945年秋由重庆转移到上海，1948年春由上海转移到香港。这期间，广大华行先后在国内外设立多处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从1942年到1949年结束业务，广大华行为上级党组织提供了很多经费和房产。

　　1949年3月，按照周恩来、任弼时电示，香港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香港广大华行并入华润公司时，上交200万美元。广大华行最后一次党支部会决定：拿出40万美元退还非党群众的股份，党员负责人的股款和红利酬劳一律上缴。杨延修将个人在广大华行的各种资金约10万美元全部交给了党。

与中统头子合办制药厂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成为国民党财经金融的中心。由于国民党政府下属党政军机关全面复员，航空工具全部被抢占，连民营水陆运输工具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交通状况十分紧张、混乱。杨延修通过关系，搭乘上海市政府接收大队由重庆到上海的第一班轮船。原公司办公场所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广大华行的需要，杨延修第一时间开始寻找办公地点。他抢先在上海外滩延安东路1号（原爱多亚路）亚细亚大厦租下整整一层楼，成为广大华行总部的办公室，该大楼在外滩洋行楼群中数一数二，大大提高了企业形象，为后来公司开拓业务创造了良好条件。

　　由于广大华行已成为美国施贵宝药厂在华总代理，杨延修奉命筹办“广大药房”来扩大经营销售。由于缺乏制药技术以及相关设备，公司苦无计策，而且在国统区，如果没有一个“靠山”，公司想持久发展将十分困难。正在此时，他们得知1946年6月国民党中统头子陈果夫要来上海设立特效药研究所。杨延修等认为，如果能与陈果夫合作，不仅便于落实创办药厂的计划，而且还能提高华行的地位和影响。广大华行党支部经请示刘晓等同志，并报请党中央、周恩来同意批准，决定与中统头子陈果夫等合办中心制药厂。

　　在了解到陈果夫体弱多病、年轻时就染上肺病后，杨延修让人从纽约分行邮寄来治疗肺病的特效新药链霉素。杨延修在第一次见陈果夫的时候，没有谈及工作，而是关心陈果夫的健康，将两盒特效药送上。后来，杨延修又为陈果夫送去许多高级补品，颇得陈果夫欢心。陈果夫同意与广大华行合办药厂。1947年初，中心药厂筹备，8月开工奠基，陈果夫亲自从南京到上海，由随身医生陪同，以中心药厂董事长身份出席奠基大典。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亲自率警察局局长俞叔平等政要前来祝贺，国民党要员吴开先、潘公展以及知名企业界人士和新闻记者蜂拥而至。1948年4月，中心药厂正式成立。

巧解南京政府“通匪案”

　　1947年夏季的一天晚上，回到家的杨延修从妻子那里听说国民党警察局在注意他。杨延修深知事态严重，当晚紧急通知卢绪章、吴雪之到比较隐蔽的地方商量对策。经过认真分析，大家认为在内部工作没有出现纰漏的情况下，敌人尚未摸清我方底细，不可能掌握确凿证据，但是要马上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主动出击，一定要保住党的三线机构。

　　后来经过探听得知，上海警察总局接到的是南京政府称广大华行在与共产党做生意，要监视侦查广大华行主要负责人的密令。为了尽早解除嫌疑，杨延修与卢绪章经过商量，主动宴请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民政局局长张晓松、警察局副局长张师等人。吴开先是上海党部实权人物，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抗战期间一度是汪精卫、蒋介石之间秘密的“和谈”使者。杨延修一方面恭维吴开先的传奇经历，另一方面强调广大华行只是埋头做生意的商人。吴开先显然被杨延修他们说动，建议广大华行写一份介绍公司历史发展、经营业绩的详细报告，他转交南京政府，请求撤销密令。杨延修很快向社会局递交了报告书，并去南京层层疏通关系，密令事件最终不了了之。后来，在查阅中统关于该案件的档案时，确实发现了由陈果夫亲笔批示的“归档”两字。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严密封锁解放区，华北地区粮食供应紧张。广大华行决定经营面粉生意，在天津设广大粮行，开展粮食运销业务。粮食调进华北地区，侵犯了当地官僚、特务利益，他们向南京告状，说广大华行运送粮食是“通匪”。杨延修等人马上召开会议，决定将该业务停掉。同时向国民党要员解释广大华行是正常经营，现在连正常生意都不做了，请求他们帮助销案。后来，该案也不了了之。

　　1948年6月，鉴于与广大华行有联系的邵平在浙江与其妻一起被捕、邵妻叛变，党组织决定，广大华行全部党员干部和资金迅速转移至香港，杨延修此时又兼任广业置业公司经理。7月初，杨延修奉命去台湾向张平面告这一消息并一起去香港。后来，党中央作出决定，除香港外，广大华行所有国内外机构一律结束运营。广大华行党支部坚决执行这个决定。1949年3月，杨延修到北平报到，后参加接管天津的调研工作。5月，杨延修参加了上海的接管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军管会工商处副处长，市工商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商业二局局长、党组书记，市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十人小组成员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7年1月1日，杨延修在沪逝世，享年106岁。杨延修的一生，志存高远、信念坚定，心怀国家人民，始终跟党走。特别是作为红色特工，虽然身处花花世界，但同流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体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作者：王定毅）

责任编辑：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