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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重情谊

2020-05-21 09:54:42  来源:人民政协报

有人说比较起来,杜甫更重情谊。理由是李白怀念杜甫的诗只留下两三首,而杜甫怀念李白的诗却有很多首——各种选本尽管没有收全,已经有近20首了。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里讲到了两个人的情感和友谊问题,非常有趣。谈到李杜的关系,有人替杜甫抱屈,认为很不平衡:杜甫那样怀念李白,李白却总是把杜甫扔到脑后,他俩的友谊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郭沫若先生在书中否定了类似的看法,他说李白对杜甫也很有感情,写杜甫的诗也很多,有可能都散失了,比如在安史之乱中丢掉了。

是否真的丢掉了,郭沫若先生也不知道,他只是推测,尽管让人觉得很有道理。杜甫的诗没有丢失太多,那也是性格原因。李白这种人丢三落四,粗线条,写诗很多却不注意保存,随手扔下,或写在墙上就走人,类似情况极可能有。但是若论当年书写工具和保存方式,李白和杜甫都差不多,都经历了安史之乱,都经历了动荡的年代,都没有现代印刷术的帮助。

记载中李白的好友在当年给他编了一本诗集,还作了序。而杜甫当时却很少有这种机会。所以我们只按两个人的性格来推断,认为李白的诗丢得肯定比杜甫多,但实际上肯定不会差异那么大。李白究竟给杜甫写了多少诗,这不光无考,而且仅仅以此来衡量两个人的情感浓度也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两人的友谊值得我们好好揣摩一下。从杜甫的诗中看,他怀念一个朋友达到了这样不能忘怀的一种程度:常常想着此时此刻李白在做什么。要知道他们主要是在山东共游了一番,时间不长,见面的机会总共不过三次。杜甫却要不停地怀念李白的文与人,心里仿佛永远装了一个李白,写了那么多诗来排遣这种思念。当有消息说李白在流放当中死去了,杜甫简直痛苦极了,马上写了一首诗;当有消息传来说李白被迫害得疯掉了,杜甫也写了一首诗。

不光是杜甫,古代的诗人,也包括李白杜甫同时代的一些诗人,有那么多记述朋友相聚离散的文字。这总给人一个感觉:古代的人要比我们当代人更重情谊。他们那么实实在在地、情感浓烈地去牵挂一个朋友,真切朴直。当代人已经很少这样,如果不是故意将情感掩藏起来,就一定是丧失了这种能力。可能有两种情况:两个人在一块儿时间很长,看起来仿佛友谊很深,但实际上情感淡薄,离开以后想念很少或压根就不想,或有一点点想念但不愿过多地表露;再就是对于爱情、友谊的记忆能力是不同的,现代人深化这种人与人的情感的能力,咀嚼这种情感的能力,已经大大地不如古人了。

也许这是现代生命的一个总的趋向:情感淡漠、冷漠。古代人与我们有许多差异,其中最令人惊心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古至今变化之巨———情感的浓度与表达的方式都改变了。这或许是人的生命演化的一种大不幸。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李白和杜甫的关系,其他的例子更多。古人那么看重友谊情分,分离后常常不停地怀念。那些感人至深的友谊,在古代人那儿多到了数不胜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各种交通通讯工具的发达,技术的飞跃,媒介的无孔不入和全面覆盖,竟然在很大程度上伤害和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状态。也许人的情感真的需要在安静独守中培植和孕育,今天的喧嚣之中,人的情感属性的确被伤害了。不仅是情感,包括人的道德感,也都会在这个过程中无可挽回地下降。因为一再地通过各种管道拉近对象,一再地重复繁多的信息,人的心灵就会疲惫,其道德冲动也就相应地降低。

对于情感,对于情谊的留恋、牵挂、怀念,这一切仍旧属于道德伦理范畴。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人的道德感会不可逆转地、普遍地走向下降。这个判断是非常严重的,也是非常冷酷的。

仅以诗人们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一些文学人士在哪个地方开笔会,相见和分手都很难忘记。那个时候交通远不如今天发达,没有动车高铁,飞机几乎不坐,天南地北的人要见一面真是很不容易。有些好朋友相见之后会通宵交谈,分手的时候还依依不舍,因为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再见———他们就像李白杜甫曾经有过的那种情状,分别以后还是想着对方。

后来一切都变了,交通发达,电邮有了,手机有了,视频也有了,那么好的文学朋友见面后反而没有什么亲热的感觉了。正在会议当中,吃饭的时候才发现朋友不见了,问一句哪去了?说是提前走了。走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更不要说依依惜别了。这按理说是很不正常的,但现在大家都习惯如此,认为这种冷淡反而是最相宜的,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这在过去可能是很大的一件事,是失礼———好朋友走的时候怎么能连个招呼都不打,不吱一声就走?现代人的解释就多了,也仿佛很像个道理:为了利索,为了不耽误时间;大家都很忙,简直太忙了;朋友么,总有一别,反正再见也不难,于是,干脆,就走了。

如果现代人再像汪伦那样,在水边一边高踏双腿一边啊啊大唱为好友送行,那只会被看成一个精神病。

其实不是古人病了,而真的是我们现代人病了,变得唯利是图,薄情寡义,只把时间当成金钱。其实时间是无价的,友谊是无价的。这种病状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倒需要我们好好研究。时代风习的演变常常难以追究,它既是个人的原因,又不能全让个体去负责。每一个生命都要随上时空而变易,想不发生变化都很难。现代科技的发展显而易见影响了人的道德感——友谊和情感是属于道德伦理范畴的———这样说等于判定我们现代人的道德品质普遍地不如古人了。的确如此,我们再也没有古人那样强烈的道德义愤。

仅就诗文来说,比如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另一个道德感很强的民族里,一个人如果写出了恶劣的文字,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当下不但不一定,还极有可能受到很大的推崇———越是挨近低级趣味,越是围观红火;越是尽情倾倒肚子里的坏水,就越是被誉为“接地气”。原来我们的“地气”是这样地邪气充盈。我们荒谬之极,以至于常常把无耻当成了饱满的内容、才华和艺术本身。

杜甫李白那个年代对友谊耿耿于怀,对其他也是一样。

杜甫忘不了李白的样子:才华横溢,快言快语,比比画画,一会儿舞剑一会儿喝酒,出口成章。那样一个仙风道骨式的兄长,对杜甫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和触动,是他终生都不能忘怀的,所以他一遍又一遍地写诗怀念、吟唱。

郭沫若先生说得对,李白对杜甫也未必是薄情寡义,他留下的诗少一点,或许是接受的触动不是特别大———两个人单讲怀念的程度,有一点不对等几乎是肯定的。这同时也可以看成是性格问题:虽然李白比杜甫大11岁,可我们总感觉好像杜甫才是兄长。另外李白成名比杜甫更早,算是文学前辈,以两人资历和年龄的不同,杜甫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

(作者:张炜,系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


责任编辑: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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