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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路上的红色足迹与牵挂

2020-09-14 10:37:49  来源:解放日报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重视农民问题,推动工农联盟的发展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签订国共合作的协议;6月,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以国民党员身份联名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执行委员会。

1924年2月底,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地址在环龙路44号。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暂代文书科主任。在执行部任职的共产党员,还有恽代英、罗章龙、施存统、沈泽民、邓中夏、向警予等。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执行部设立的六个部门里,包括工人农民部,主要以工人和农民为工作对象,发展工人农民入党,贯彻“扶助工农”政策精神,创办工人夜校,向工人宣传反帝反封建主张,提高工人的革命觉悟。毛泽东虽不在工人农民部工作,但对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能有这样的意识,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在国共合作之前,共产党在工人方面的工作屡遭失败。比如,1922年9月,毛泽东组织的岳州工人罢工,遭到北洋军阀的残酷镇压;1923年2月,粤汉铁路工人运动被镇压,湖南省省长宣布工会为非法,工人运动损失惨重;同年4月,毛泽东离开长沙以避免遭到逮捕,湖南的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低潮,农民工作一度被边缘化。

毛泽东回忆: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

尽管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农民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具有基础性、根本性意义。因此,他不断地提出自己的农民方案,强调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应该与俄国革命有所区别。

最终,中共三大通过了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强调了“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1924年1月5日,邓中夏发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介绍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两处农民运动的情况,“由上述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

1924年,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湖南“养病”。其间,他开始把农民组织起来,将理论联系实际。他回忆,这次到韶山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会”。他自豪地说,“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1926年5月,毛泽东在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并要求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

9月1日,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再次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文章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1927年1月至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同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以及《湖南民报》刊发,引起广泛关注。

伴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问世,全国范围内的农民运动在客观上形成了燎原之势,“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这一年,由于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8月7日,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农民起义。9月9日,湘赣边界的农民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秋收起义应运而生。

秋收起义意义非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实现了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一次伟大飞跃。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切与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思考与沉淀有着内在联系。

责任编辑: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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