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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路上的红色足迹与牵挂

2020-09-14 10:37:49  来源:解放日报

大同幼稚园

大家与小家、前线与后方,一起共克时艰

1930年2月,在上海圣彼得堂担任牧师的董健吾,受委托准备创办一所幼稚园,专门收养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1930年3月,这所取名大同的幼稚园正式开办,起初地址位于江宁路与武定路拐角。然而,由于园址离巡捕房太近,不久便搬到南昌路48号(原陶尔斐斯路56号)的一幢两层楼小洋房里。

杨开慧英勇就义后,毛泽民打算把毛泽东的儿子送往上海。几经周折,孩子的外婆与舅妈终于在1931年1月把岸英、岸青、岸龙送到上海。此时的岸英9岁、岸青8岁、岸龙不到4岁。

不幸的是,刚入园几个月后的那个端午,年幼的毛岸龙突然感染痢疾。虽然被立刻送到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但仍然不治,当晚去世。

1932年3月,由于受到顾顺章叛变的影响,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董健吾遣散众人,并带着岸英、岸青兄弟,住到了霞飞路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店(今淮海中路139号)楼上。考虑到安全原因,当年8月下旬,董健吾将岸英、岸青兄弟送到凤阳路修德里12号,与其子女董载元、董寿琪、董惠芬、董惠芳一起生活。

在共同生活的几年里,他们搬过两次家,一次在三多里1号(今成都北路532弄3号),一次在斯盛里(今牯岭路51弄10号)。直到1936年7月,在张学良的帮助下,岸英、岸青兄弟被送往莫斯科,才终于结束了动荡艰苦的童年生活。

当时,他们的父亲身在何处呢?这时,毛泽东正在前线经历着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战役,个人、战友、根据地甚至是革命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1931年6月底,正是年幼的毛岸龙被病魔折磨致死的那几天,毛泽东在前线也处于生死边缘。国民党军调集30万人“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将这些部队编成左翼和右翼两个集团军,并决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先击破红一方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捣毁苏区”。

8月中旬,国民党军发现红军主力的行踪后,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逼近红军集中地,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主力又处于被敌军八个师三面包围的不利境地,是三次反‘围剿’以来最艰苦的时刻。”

1932年3月开始,岸英、岸青兄弟两人过起了颠沛流离、到处搬家的生活。彼时,在前线作战的红军也频频受挫,毛泽东的想法数次遭到临时中央的否决。3月中旬,毛泽东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中央局多数人受临时中央的影响,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主张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伺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

5月1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开会,“否定和批评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和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和批评”,作出《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主张继续夺取大城市。

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一轮的“围剿”。而6月1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仍作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继续坚持“夺取赣江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的策略。可以想见,当时的毛泽东有多么失落和惆怅。

父子分隔两地,却共同经受生死存亡的大战。小家与大家,后方与前线,南昌路48号与江西战场,有着惊人的巧合、共同的考验。这让后人在历史面前揪心感慨的同时,更加赞叹革命者的伟大。革命过程中的取舍、得失、磨难和考验,正是对初心、理想与信念最真实的写照。

这就是南昌路,一条深处闹市却又分外安宁的马路,一条承载历史却又“默默无闻”的马路。这里留下了毛泽东的足迹,也有他的牵挂。今天,以南昌路为中心的革命历史研究与红色基因探寻,有助于还原一条真实、具体的南昌路,也有助于为我们复原一个生动、伟大的毛泽东。

(作者:王豪斌 周赟,分别系上海医药集团党校、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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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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