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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60年代初的几次自我批评

2021-01-18 09:41:09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

毛泽东曾经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期,针对过去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中的失误,毛泽东先后几次作自我批评,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也为当时中国采取紧急措施渡过难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反思写就《十年总结》

“大跃进”运动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遭遇天灾和苏联逼债双重压力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几次约见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等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当这些人批评他搞“钢铁元帅升帐,使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和“相信亩产万斤粮”等问题时,他很坦然地讲:“五八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庐山会议后,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到1959年年底,中国进入了经济极度困难的时期。城市粮食供应紧缺,农村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和因饥饿导致的各种疾病。中共中央对工作中的失误再一次进行了思索。1960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开了一个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调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在会议结束那天,也就是6月18日,毛泽东大清早起来,花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写了一篇《十年总结》。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对新中国成立后10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轮廓式、提纲式的总结,对一些史实作出判断,再次肯定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他批评了一些同志,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也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4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他说,高指标要下决心改,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党之郑重在于重视错误,分析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并公开改正。毛泽东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10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纠正“共产风”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其核心是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纠正“共产风”。《紧急指示信》规定了12条政策,主要是: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集市贸易等。毛泽东密切关注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各地的报告陆续送来。

当时甘肃省委的一个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批语中写道:“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非在短时间内把“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彻底纠正不可,非把农村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不可。

1961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等文件,决定供销合作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权选购商品、选择进货地点;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走街串乡的小商小贩;开放农村集市,推广农产品收购合同制度;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本年内减少1000万;当年钢产量由原定2000万吨调低到1100万吨。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认为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庐山会议后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人都进行甄别平反。他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毛泽东这些切中时弊的话,对当时盛行的形式主义作风作了尖锐的批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交心又出气”

1962年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以及军队负责干部参加,共7118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主张开一个“让大家交心又出气的大会”,“事情不搞清楚,心情不舒畅不散会”,于是有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民主氛围;毛泽东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于是大会就从中央作检讨开始,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和让人批评。他说:“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年的时间是不行的。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这几年的缺点、错误,国务院及所属各综合部门要负很大责任。邓小平也曾多次在中央会议上表示: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门负责人,也都在这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了全党鼓舞,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邓小平后来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摘编自《党史文汇》2008年第9期,作者:长青)


责任编辑: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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