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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岭遗珍——古道雄关

2021-02-07 11:28:21  来源:云南日报

盐津豆沙关古镇石门关古道

盐津豆沙关古镇远眺

盐津豆沙关古镇今貌

朱提江(又称关河)穿越磅礴的乌蒙群山,在昭通盐津县的崇山峻岭面前,一道斧劈刀削的千仭峭壁,要挡住它前行的脚步,只听它一声怒吼,那铜墙铁壁的一面悬崖,顿时裂开一道万丈深渊,如打开的摩天石门,江水便奔腾咆哮而去了。

伴随这条乌蒙山中的关河,我们攀上了一条悬崖上的古道。道路依山而上,陡峭蜿蜒,路面凸凹不平。2000多年来,岁月磨砺,人马踩踏,青石磨亮了,闪着碧玉般的光芒。那些被马蹄踩踏出的蹄印,深深浅浅,密密麻麻,有的比拳头碗口还大,有的就像留在化石上的痕迹,有的是马蹄打滑时,从青石边沿踩刮出的一道道蹄削印,实为罕见。

道路不宽,两米左右,又十分规范,它已经穿越2400多年的历史了。现存于朱提江畔上的这段古道,就是闻名中外的五尺道,在这里还完好地保存着350多米,清晰可见的马蹄印就多达243个,差不多一米一个蹄印,单从这些蹄印,就让我们感受到五尺道所承载的历史沧桑,是何等的丰厚,是何等的伟大。

峡谷的山风在叙说,关河的涛声浪语在回应。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年代。秦朝为统一中国,西征巴蜀取得西南后,时任蜀郡太守李冰,一个目光远大有才干、精通水文地理、又干实事、业绩突出的专家型政治家,太守任上就在成都岷江修筑都江堰等水利设施,化水害为水利,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粮仓。都江堰历经2500年风雨,至今仍发挥着分流、泄洪、灌溉和疏浚的作用。同时,他奉秦孝王之命,为打通中原与彩云之南的联系,据《华阳国志》载,那时没有炸药,他就用伐薪烧岩的办法,把一座座大山坚硬的岩石烧红泼冷水使之开裂,砸石打碎开道,终于把一条连接云南边疆与中原内地的大道修成。李冰,水利专家,又是交通地理专家,一条五尺道,就是见证。

这条大道从四川的宜宾开启,穿过乌蒙群山经滇盐津石门进入朱提即昭通南下,越过珠江源头曲靖,直达滇池地区。这条大道,因执行大秦“车同轨”的标准,统一宽度为五尺宽,史称五尺道。这一切在历代史籍,如《蛮书》《旧唐书》都有记录。

有道必有关。因五尺道是中原内地连接边陲的官道,犹如当今的国道要冲。它从宜宾过来,进入乌蒙群山的今盐津县朱提江岸,面对这里的一道天然屏障,五尺道自然就在这里筑关设垒开镇了。山顶道口关隘,两扇大门一关,再加一根内杠,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千百年前,因江河冲开的石壁峡口,若一道巨大的石门屏障,就取关名为石门关,古镇叫石门镇。但如今关门上方却赫然显示着“豆沙关”的名字,关上古镇也叫豆沙镇。

沿着这些深深浅浅的马蹄印,我们向上攀援着,耳畔似有马嘶的轰鸣、人喊的嘈杂。这些重走五尺道的旅人,似乎在眼前渐渐化成了南来北往的商旅,一队队马帮,一行行的挑夫,铁具、铜器、竹简、布匹、蜀锦、川盐、云茶……还有一乘乘往南传旨的官舆龙骑,一队队戍守边关的士卒,把五尺道挤成了人流车马流,乌蒙山从未有过如此的热闹和繁荣景象。昭通一带,也从未有过如此的开放情景。虽然昭通之名是清代才有的,这条五尺道使昭通处于北接巴蜀中原,南连云贵甚至南亚西南亚的交通枢纽位置,早在2400多年前,就已昭明通达天下了。似乎昭通之名,是2400多年前的这条五尺道,就给它取好了的。

站在乌蒙山五尺道的雄关隘口,穿越千年的历史风云,这个雄关,这条通道,实在太伟大了。也许李冰修五尺道时,就想到和看到了,这条连接边地与中原的五尺道,一定还会有更大的作为,它必定会成为中国最早通向世界的国际大通道。秦统一中国到汉代,以更远大的目标,更宽广的胸襟,把大秦置于四通八达面向世界的位置,五尺道从滇池边再向西、向南延伸,过洱海,越哀牢,成博南古道出缅甸,进印度,到大夏(今阿富汗),甚至进入了欧洲,建立起了伟大的蜀身毒道,即古南方丝绸之路。汉武帝时张骞从北方出使西域,就在大夏见到了中国的丝绸、蜀布、竹杖等,令他惊异。原来从五尺道岀去的南方古丝绸之路,比之他打通的北方丝绸之路,早了200多年。

五尺道,创造了一个中国道路的奇迹和中国开放之路的奇迹。如今站在乌蒙雄关的关口,遥望南天,那连接南亚、东南亚的高速公路和高铁,不是就始于2400多年前的这条五尺道么?不是也把“一带一路”的历史渊源,提前到了秦汉时代的五尺道?它丈量着中华民族远大的目光和海阔天高的胸襟,唱响了一曲中国人最早的开放之歌。

把目光收回,触摸身边的巍峨雄关,品读留在历史遗迹背后的故事,我要为中华民族先辈的远见卓识骄傲,我要为云南边疆各民族为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和边疆的发展繁荣作出的巨大贡献,放声高歌。这是一块并不宏大的摩崖石刻牌,它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因为进入了国家级的历史文物保护名单,就是证明。石刻位于五尺道雄关西侧的崖壁上:“大唐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倶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石纪之。袁滋题”。石刻为袁滋手迹,纪录了袁滋一行,于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奉命赴云南册封南诏异牟寻为云南王的经国大事。这块摩崖石刻虽小,却被誉为“维国家之统,定疆域之界,鉴民族之睦,补唐书之缺,正在籍之误,增袁书之迹”的政文大碑。有此碑刻于古道雄关,古道万世流芳,雄关更加巍峨。

1000多年前唐代南诏时期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对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的历史贡献,在时代的进程中不断发扬光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云南建立的8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大多分布在五尺道沿线。云南的26个民族,团结和睦,亲如一家。“十三五”期间,在扶贫攻坚奔小康的道路上,为使每一个少数民族都不掉队,在昔日的五尺道上,一座安置了乌蒙山中贫困户5万余人的靖安新城,拔地而起,成为乌蒙山实现全面脱贫的时代新标志。

(作者:张永权,云南省作家协会,图片摄影:云南日报记者 李秋明)


责任编辑: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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