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汉董院士与百年云大

孙汉董院士接受云岭先锋记者采访

孙汉董院士是我国著名的植物资源和植物化学家。1958年至1962年，他就读于云南大学化学系有机合成专业。1988年，他在日本京都大学获药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1994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数十年来，孙汉董院士在云南这个“植物王国”里，不断探索植物中化学成分的秘密。

他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唇形科香茶菜属、五味子科等科属的260余种植物的资源和次生代谢成分，分离鉴定了3000余个单体化合物，发掘了一些新的资源，发现了系列新的、新骨架、新类型的化合物1400余个，有开发应用价值的20余个，发展了萜类化学，丰富了天然化合物的内容；阐明了这些植物的化学物质基础，发掘了一些新的资源。

云南大学百年校庆期间，云岭先锋全媒体记者有幸采访到孙汉董院士，听他讲述自己的云大故事。

孙汉董院士在云南大学建校100周年暨创新发展大会上致辞

云岭先锋：在云南大学，您度过了一段怎样的求学时光？

云南大学1958级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汉董：我们1962届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最困难的一届大学生。我们1958年秋天入学，1959年初因“大炼钢铁”，我们还要到昆钢王家滩敲矿石。到了1959年年中的时候，全国粮食紧张了，学生的伙食也紧张了，大家10个人一桌，只有一盆饭，一人切一块。因为吃不饱，那时候大多数学生都很瘦弱，体力也不足。那时我们也没书本，主要靠刻写讲义，而刻讲义的纸都是把报纸打碎，再用碱把颜色洗了以后压制成的纸张。印出来的讲义，报纸上的字都还在。到1962年，生活条件稍改善了，但我们也毕业了。我是大班的学习委员，我要安排整个年级的教室、课程，经常要和老师联系。所以尽管在困难的情况下，我仍然继续坚持努力学习。

我尤为记得的是，那时候，学校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的现象在全国普遍地存在，而且学生没有讲义，又吃不饱，因此学习质量也不高，思想也涣散了。1961年，当时的云南大学校长高治国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的文章。当时，全国那么多有名的高校都没有人敢写这样的文章。所以，这篇文章在全国震动很大，对云大学生的震动也很大，师生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

孙汉董野外采集香茶菜（2013年摄）。受访者供图

云岭先锋：回首在云大的求学经历，哪一位良师益友对您影响较大？

孙汉董：教我们有机化学的赵树年先生非常认真，每次上课要连续讲两个小时。我还记得这位老师烟瘾很大，讲课的两个小时期间他要抽一支“春城”香烟，三口就吸完了。我大学毕业以后本来是要分到北京的一个研究所，正是赵树年先生竭力推荐，我才被分到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从事植物化学方面的工作。赵树年先生非常敬业，他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是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如今，尽管他已经走了，但几十年来，他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他让我明白了研究工作没有止境，要不断地向前走。

孙汉董与学生交流。受访者供图

云岭先锋：您是如何理解“会泽百家、至公天下”这句话的？

孙汉董：“会泽百家”就是说要取众家之长，不要自我满足。学习是无止境的，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提升自己。“至公天下”就是说要服务国家、服务人民。对我来说，是因国家的培养才有知识，所以一定要全心全意服务于国家。“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云大精神”是用不完的，所以我们也经常教育学生要理解和践行好这个精神，为中华复兴努力拼搏，做出自己的贡献。虽然我已经84岁了，但也还是要不断向前迈进，活一天学一天。我还在招收博士生和硕士生，每天只要不到外边开会就会到办公室，一方面方便学生能随时找到我，另一方面也是让我能跟现在的年轻师生相互学习。

孙汉董在搭建分子模型。受访者供图

云岭先锋：再次步入云大校门，您看到了怎样的云大？对于其未来的发展，您有怎样的期望？

孙汉董：现在的呈贡校区面积比我们之前就读的老校区大几倍，硬件设施和实验室的平台都大大提升了，省委省政府对学校的支持力度愈发加大。如今，学校的教师愈发年轻化，思想更活跃，知识面更广，但是要认真钻研下去，死死地盯住一些问题并把它搞深搞透。我对母校未来建设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的一流大学和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性知名大学抱有很大的希望。一流大学不是速成的，要想在全国具有知名度，在各方面都需要有相当的积累。所以我认为云大不仅要通过学科的交叉融合促进整体提升，还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

云岭先锋全媒体记者 杨锡畅 郝亚鑫

责任编辑：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