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谷：以德治家 效力国家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云南石屏学子袁嘉谷赴京城参加经济特科考试，一举夺魁，列一等第一名，高中“经济特元”。消息传来，全省轰动。保举袁嘉谷赴京应试的云贵总督魏光焘大喜过望，亲题“大魁天下”四个大字，由在滇为官的黔中书法家钱登照书写，制成匾额高悬于聚奎楼上。自此，民间便把位于昆明拓东路上的聚奎楼叫作“状元楼”，称“经济特元”袁嘉谷为“袁状元”，袁嘉谷成为民众心目中“云南独一无二的状元”。

经济特科考试夺魁

据了解，袁嘉谷参加经济特科两场考试，第二场复试的题目是《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 《恒宽言：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民用给；今欲异物内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在答卷中，袁嘉谷阐述了富国图强的观点主张，立论精辟、旁征博引，加之文采斐然、书法工雅，博得了阅卷大臣的交口称赞，高中一等第一名（是为特元）。

清朝科举制度中，正科和恩科的三甲第一名都称“状元”。正科每三年考一次，正科之外还有逢重大庆典时临时特批的恩科。此外，还有为广选天下人才专设的特科考试，特科第一名不称“状元”，称“特元”。清朝共三次开考特科，其中两次为“博学鸿词科”，一次便是袁嘉谷应试的“经济特科”。因此，严格说来，袁嘉谷的正式功名是“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只不过，百姓不熟悉功名的区别，习惯称袁嘉谷为“袁状元”。

袁嘉谷的曾孙袁东说，袁嘉谷从未自称过“状元”，但他性格好，别人叫他“状元”，他就笑笑，也不答应。“大魁天下”之后，袁嘉谷为自己刻的印章印文是“经济特科第一翰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至于“特元”与“状元”谁的级别更高，既没有定论，也不具可比性。无论如何，袁嘉谷捧回的“经济特元”桂冠，满足了云南人数百年来的“状元夙愿”。

重视教育 两袖清风

据袁东介绍，袁嘉谷科举成名后，声名远播，先后做了8年清朝官吏。他在学部编译图书局供职期间，主持编写了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和大学参考书，开创统编教材先河，对推行“中学为主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和宗旨发挥了重要作用。“星期”等新名词即出自他之手，敦煌壁画等文物保护的主张也是由他提出来的。在浙江任提学使和布政使期间，袁嘉谷增办师范、专门教育类学校，各级各类学校超过4000所，推动浙江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辛亥革命后，袁嘉谷的使命结束。他谢绝了革命军、浙江学界和当地百姓的挽留，回到云南。此后数年间，袁嘉谷历经曲折，先是应蔡锷之聘担任参议，后又应唐继尧之聘担任顾问、参赞兼省务委员，继而被省政府聘为高级顾问。在家庭生活中，二兄去世、中年丧子、母亲仙逝、妻子病故等一连串打击，令他身心俱疲。袁嘉谷越来越觉得，平淡生活最是难能可贵。

“辛亥革命爆发后，曾祖父两袖清风回了云南，身上没有钱。”袁东说，袁嘉谷当时在昆明没有住所，全家人都住在德福巷其三哥家。1920年下半年，在亲友的资助下，袁嘉谷建的新屋在翠湖九龙池玉龙堆落成，举家迁入新居。

1923年，袁嘉谷受聘到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教授国文，不仅8年不领薪水，还将1000多元积蓄捐给学校，作为办学经费。袁嘉谷深知，兴办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人才。因此，当袁嘉谷以大学教授的身份站上讲台时，他希望通过授业解惑和无私关爱，多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

袁嘉谷把培养人才视为传播文化、提高民众智识的重要途径。他的授课以经学为主，考据、辞章、义理次之。他尤为注重因材施教，不限一科，命诸生各习所好，期望他们在各自喜好的领域学有所成。对有意在其他领域拓展的学生，袁嘉谷都会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指引。袁嘉谷认为，假期不一定要停课休息。每逢假期，他会专门开一门诗法课程，每周讲授3个课时，颇受学生欢迎。因各种原因不回家的学生，都踊跃来听袁嘉谷授课。一些校外人士听说之后，也都赶来听讲。

忧国忧民 家风传承

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袁嘉谷时时忧虑国事，喟然叹息。他对子女们说：“人知爱国爱家，必以学问经验立其根本。日寇亡我，处心积虑久矣。我则人民知识犹浅，不暇自顾，徒以大国自豪。人侵我，我不备，战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见之矣。”随着国土不断沦陷，袁嘉谷忧愤成疾。同年12月23日午夜，袁嘉谷逝世，归葬昆明东郊金马山，享年66岁。据袁东回忆，曾祖父去世前，把家人叫到身边，勉励大家要用功读书，关心国家大事。

自此，袁家后人追随袁嘉谷的脚步，一直坚守在云南，为教育事业服务。“第二代是我的二爷爷，他从美国留学归来，也是应聘在云南大学教授国学。第三代是我的父亲，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1947年就进入云大附中，是熊庆来校长聘他作为数理化的专任老师。还有一位叔叔叫袁绩藩，从美国留学回来就进入云南大学。我父亲这一代，有很多人在云南大学读过书，比如我的伯伯、姑妈。”袁东作为第四代，于1976年进入云南大学工作，他的儿子作为第五代，正在云南大学努力发挥作用。

“勤俭持家、积善为家、仁慈爱家、和合待家、诗书传家、以德治家、效力国家。”袁东说，“这是曾祖父定下的家训。我们家之所以那么多人都在云南大学服务，胸怀从事教育工作的愿望，一是因为曾祖父对云南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二是谨遵家训为国家的教育事业效力。”

责任编辑：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