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庸（1900-1950），字膺中，号习坎，江苏江都人。曾执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多所高校，在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等方面著述甚丰。
力行儒学 服务抗战
罗庸1938年随西南联大迁滇，旅滇12年间，正逢其“道德文章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虽历经磨难，却始终致力于文化教育，深受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的敬爱。
罗庸深谙儒家经典，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下，倡导“士的风节”，“以全人格负荷文化的重任而有所作为”，号召“教师的言行与教材内容要打成一片”，身体力行为学生作表率。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罗庸随校一路南迁，最终定居昆明。不久，恰逢西南联大编制校歌，罗庸欣然作《满江红》应征：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该词与岳飞的《满江红》同名，慷慨激越，其内容“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希望”，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在昆期间，罗庸心系教育、安贫乐道，虽历困顿而初心不改。即便是在移居昆明北郊岗头村时惨遭火灾，“烧了个家徒四壁”的艰难时期，他依然谈笑自若，在城内给友人和研究生们讲《习坎庸言》。
罗庸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贯穿于教学始终。授课时，不仅讲文章本义，还注重联系抗战实际。讲《论语》的“仁者有勇”时，他借鉴历史兴亡，谈如何对待抗战中的困难险阻，从思想上加强学生的民族意识；讲《孟子》的“养气”章时，他分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浩然之气如何养成，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抗战时期，罗庸还以“陀陵”为笔名，在《抗到底》月刊上发表《汉奸自叹》《一门全节》等作品，用通俗文学服务抗战宣传，鼓励民众，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著述宏富 关注西南
罗庸从教三十载，一生著述宏富，其编写的教材、讲稿、著作及论文不下150部（篇）。旅滇期间是罗庸的高产阶段，被视为其代表作的《鸭池十讲》和《习坎庸言》，以及经后人整理出版的授课讲义，如《儒学述要》《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等，也都出自这一时期。
除古典文学外，罗庸还关注云南地方历史文化。1938年赴滇时，罗庸有感于南明旧事，遍睹史迹，缅怀抗清义士，认为其背后“必有长歌当哭，以文字伸其忠义”的诗人，便翻阅地方文献，得《担当遗诗》。其后，蒙化（今大理巍山）人徐克权将明末遗民陈翼叔的诗集送罗庸审正。罗庸认为，其诗“真情至性往往流露于褚墨间”“忠义之气自存于天壤”，自有独特的价值。于是亲自校订，写成《蒙化陈翼叔诗集考异》，详稽陈氏生平，叙而刊之。
1944年春，故宫博物院在重庆举办文物展览，《大理国张胜温画佛长卷》是展品之一。云南名宿李根源见到此画后，认为是“乡邦重要文献”，后经方国瑜介绍，托罗庸对此画的佛教艺术进行考证。罗庸并未见过此画，仅凭他人论述、所记画目和题跋，以及普洱人李为衡在展览会中的临时笔录，写成《张胜温梵画瞽论》一文。罗庸推断，张胜温画卷的布局设色与敦煌壁画属同一系统，并准确道出该画的宗教内容和地方色彩。文章一经发表，影响较大，诸多观点至今仍被视为定论。
在昆期间，凡本地学者邀其为著述作序，罗庸均欣然应允，不吝笔墨。今可见者，有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序、李光溪《仲叟诗存》序等。这其中，不仅有罗庸对云南学者关于本地史学研究的肯定和褒扬，也有对后学的鼓励、赞许和肯定。
复员留滇 秉持公理
抗战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原北返，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置，并更名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罗庸是少数留任师范学院的联大教授之一。其后，北京大学虽多次催促北返，罗庸均以师范学院成立伊始，规模未具，不忍离去为由婉拒。
旅滇期间，罗庸曾多次主持“云南省教育会”国文教学会议，又在《中央日报》上开辟“史语”副刊，参与《云南论坛》编辑工作，为提高云南文化教育水平呕心沥血。
抗战胜利后，昆明时局多变，罗庸秉持公理。1946年，闻一多遭特务暗杀，罗庸为其扼腕，亲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闻一多先生事略》致祭。1948年，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反美扶日”运动，遭反动政府镇压，罗庸多次设法营救被捕学生。在当局逼迫开具“危险学生”名单时，他怒斥道：“汝视吾教授乎？特务乎？”特务只得悻悻而退。
1949年5月，罗庸应梁漱溟之邀请假入渝，至重庆勉仁学院讲学兼养病。不曾想，病情日渐加剧，后致中风晕厥，于1950年6月25日病逝。一代儒宗，猝然离世，学界深以为憾。
罗庸一生困厄，尝以“习坎”为号，即一生坎坷习以为常。他终身躬行儒学，治学严谨，自认为不成熟的研究成果，从来不肯轻易出版。病重之时，为免后人误会，他将生前未完的书稿、著述付之一炬。无怪乎学生赞其“远近之识先生者，于先生之道德文章，类皆知道之”。
（作者：祝牧，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