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选之子侯先光
胡性能
我们生活的刹那，前后皆是无边的暗夜——佩索阿
2000年，一位名叫耿卫的潜水爱好者在抚仙湖潜水时，发现湖底有大量人工建筑的痕迹。几年以后，人们通过进一步的探测发现，抚仙湖水底有8座建筑组成的古建筑群落，其中一座高20多米，外形有点类似埃及的金字塔。2014年10月20日，中央电视台报道抚仙湖下发现古代人类遗址，称在水底新发现的石质文化构件中，有人工雕琢的太阳月亮、男女性器官、古体书写的数字、阴阳三角形等。尽管中央电视台给予过报道，之后还实况转播过水底的考古探寻，但有关抚仙湖水底古城，至今仍然是个谜。
巧合的是，这座水底古城就在抚仙湖东岸，离后来发现大量寒武纪时期化石的帽天山并不远。生命由水中走上陆地，又由陆地隐没在水中，这数亿年的光阴所覆盖的生命之书，晦涩难懂，似乎每一行文字都是由摩尔斯密码写成。
但人类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往昔的回望。他们将人自身，当成了一个亟待破译的生命系统，并为此进行了堪称伟大的探索接力。1896年，德国生化学家米歇尔发现了DNA，六十年后，英国人克里克和美国人沃森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从而获得开启遗传密码的钥匙；而1900年，奥地利医生卡尔.兰德斯泰纳发现人类有不同的血型。这一发现，为许多失血过多的生命获得救助提供了可能。可以说，在生命这本厚重的书里，每一个章节的书写者都是天选之子，他们执著、勤奋、始终如一。上苍的垂怜、机遇、偶然、巧合……从这个角度去看，地球生命的每一次发现，都堪称神迹。
回到古生物界，回到一百多年前沃特一榔头敲开布尔吉斯页岩动物群那个神奇的下午，谁都明白，那是古生物界一个不可重复和克隆的神话和传奇。我们可以假设1908年8月的最后一天，如果沃特当时不是因为悲愤，把绊倒妻子座骑的鹅卵石敲开，布尔吉斯动物群被发现也许还会拖很多年。最为神奇的是，当年的沃特在发现发现化石的地方驻扎下来，并从第二天开始大规模的探查，布尔吉斯峡谷，一时间传来榔头敲击鹅卵石发出的密集声响。可是，随着一块又一块鹅卵石被砸开，除了把沃特妻子座骑绊倒的那块鹅卵石之外，他们再也没有发现新的化石。心有不甘的沃特决定扩大搜寻范围，经过不懈的努力，才在离发现第一块布尔吉斯化石两公里外的山崖上，发现了布尔吉斯化石群落。
而最初发现的那块布尔吉斯化石，它是怎样从两公里外的山崖流落到峡谷中，又为何在数以万计的鹅卵石中，碰巧成为绊到了古地质学家沃特妻子的那快鹅卵石并被砸开？这种概率，相当于一个人在中国东海丢一下颗针，若干年以后，在太平洋彼岸的沙滩上重新拾到它。
对于生命的秘密，上苍一直不肯轻易透露。古老生命以化石的形态藏身于泥土下的岩石中，相当于被时光雪藏。如果不劈开岩石，把包裹化石的层层外衣剥除，沉睡其间的远古生命就不可能被发现。所以我们说，每一块化石的发现都有其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只发生在天选之人身上。对于布尔吉斯页岩动物群来说，沃特就是天选之子；对于澳大利亚埃迪卡拉动物群来说，天选之人是斯普里格。而对于澄江帽天山动物群来说，天选之人则是中国人侯先光。
1980年10月，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研三学生侯先光与几位同学到湖北、四川和云南采集化石，这是他们这个专业的日常功课。他们一路西行，在三峡地区和四川的峨眉山等地都采集到大量可供研究的化石。那一年的年底，他们中的一位同学把那些化石标本运送回了南京，留下来的侯先光等几人乘坐火车来到了云南继续化石的采集。
6月19日一早，侯先光便在昆明汽车站搭乘驶往澄江的汽车，两个小时后他抵达澄江县城，住进了县政府招待所。那一年的侯先光只有三十五岁，正是生命中充满热爱和好奇的年龄，可他却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到了澄江就去欣赏抚仙湖的美景，而是在安顿下来后立即开展工作。当天下午，他就步行20多里，到县城附近的野地去进行地质考察，寻找采集高肌虫化石的工作面。就在考察的过程中，侯先光无意听到了一个消息：当时的云南省地质一大队七分队正在山上的大坡头村勘探磷矿，于是侯先光只身一人找到了七分队，希望能够住到七分队驻扎的大坡头村。正在那儿指挥勘探的七分队领导听说有一位研究古生物的专家要住过来，非常高兴，立即表示欢迎。
从6月25号开始，侯先光每天花钱雇大坡头的一位村民与他一起上山采集化石，他们早出晚归，每天在山上干八九个小时，中午的时候只吃上山时带的两个馒头。按照两人的分工，大坡头村民先将剖面的石头挖下来，侯先光则用榔头将石头一一砸开，期待里面能够有他寻找的高肌虫化石。
一连四天，成千上万次的榔头锤击，却几乎没有什么收获。侯先光意识到，他最初选择的这个工作面是个失误，因为这个工作面打开之后，其中还有一个断层，这会导致地层的缺失，也意味着接下来的挖掘和敲打都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6月30日，星期六，他结束了一天的采集工作，精疲力竭回到大坡头村。当天晚上，侯先光，这个年轻的古生物研究生失眠了，此前在昆明筇竹寺等地十来天的踏勘几乎一无所获，转战到澄江的洪家冲连续工作了几天还是没有什么发现，寻找不到化石，他的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换了另外的人，也许就打退堂鼓了。但执拗的侯先光并没有那样做，那一夜他想得更多的，还是寻找新的剖面。几天前在大坡村附近踏勘时考察过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山头，在他失眠的那个夜晚，一一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对于人类寻找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谜而言，这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挨过这个难以入眠的夜晚，1984年7月1日，一个后来影响古生物研究进程的重大发现，就在离侯先光睡榻不远的帽天山，等待着天选之子的到来。
尽管经历了连续的失败，但侯先光还是决定要重新寻找剖面进行探查，哪怕经过了一夜的失眠，第二天一大早，尽管天空下着雨，他还是与那位雇来的村民再次上路了。那天，跟随他一起上山寻找古生物化石的还有另外几个人，他们是地质队几个年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因为是星期天，他们休息，就接受了侯先光的请求，以每人每天五元钱的报酬，敲打村民挖下来的石头。他们踩着泥泞的山路来到了帽天山。这一次，侯先光没有沿着几天前踏勘时的线路，而是另辟蹊径对这座外形极象一顶草帽的山体进行了认真的考察，最终把工作面确定在了西山坡。许多年后，当我回过头去设想那一幕，我总觉得他当天的那一选择，仿佛是上苍对他进行了某种神秘的暗示。
古生物化石的寻找是一件相当枯燥的工作。每天席地而坐，一毃就是七八个小时。榔头高高举起又落下，成千上万次的重复锤击，不仅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有时，枯燥的锤击会让人恍惚，手指会被榔头砸得血淋淋，在野外，没有条件包扎，往往是用包装纸一裹，等疼痛稍微缓解，接着又敲击。
当然，敲岩石也要有技巧，通常是沿着石头的纹理用榔头劈开，并要在瞬间判断石头里有没有化石，如果有，还要迅速判断化石价值的大小。敲开的石头如果没有价值，就要快速扔掉，因为每天劈开的石头数量惊人。侯先光认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劈开石头的数量与发现化石的可能性成正比例，只有多劈石头，才有可能与有价值的化石相遇。
一早与他上山的那几位年轻的地质队员，受不了这种单调而枯燥的敲打，中午时就打了退堂鼓。那一天，简单的午饭后，侯先光坐在地上，继续锤击着眼前的石头。空寂的山里回荡着榔头砸在石头上的声音，单调、乏味、枯燥，从上午来到这个工作剖面，他已经砸了6个小时，依旧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发现和收获。但事后看来，侯先光每一次榔头敲打下去，其实都在向一个惊天的秘密靠近。
雨季的云南，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味。阵雨后又阳光灿烂，山体上水汽蒸腾，因此，膝盖之下的裤脚常常是湿的。下午3点过，当侯先光手中的榔头将一块石头砸开，他突然看到石头里镶嵌着一块半圆形的白色印膜，有五分镍币大小。这个发现让侯先光精神一振，他知道自己眼前敲打的这些石头所处的地层，以前就有不少人探寻过。1909年法国人就敲打过，此后许多地质工作者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当时研究得最为清楚的一个地层，这个地层有什么化石，业界都非常清楚，但出现在眼前的这个白色的印膜化石，他以前却从未见过。那一瞬间，侯先光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
侯先光将这块镶嵌有化石的石头拿起来仔细观察，他当时把这块化石当作一个双瓣壳节肢动物，半圆的直边代表绞合线，圆滑的弯曲边代表了腹边缘。没错，这是一块新的化石标本，有了这块化石，即使是之前的近一个月一无所获，这块化石也足够回报他之前的辛劳。新物种化石的发现，让侯先光极为兴奋，从上午干到下午累积的疲劳一扫而光，他更有力地举起手中的榔头砸下，每砸一下都充满了期待。突然，他又从砸开一个石头里，看到了一块化石。那是个椭圆形的印膜，仿佛有一股电流洞穿了他的全身。这同样是一块以前从来没有人发现过的化石，侯先光怀着激动的心情把化石拿起来仔细端详，化石的形状太独特了。一天之中有两个新发现，让近段时间来的辛苦一扫而光，但那个时候，侯先光还没有意识到，这两块形状特异的化石出现，正在拉开了澄江动物群被时光遮蔽了亿万年的帷幕。
挖掘与敲击继续进行，多天来的采集工作让侯先光与农民配合非常默契，一块又一块的石头被农民从山体上挖下来，又被侯先光用榔头砸开。突然，一块栩栩如生的化石暴露在湿漉漉的岩石面上，这块新出现的化石标本长约5厘米，身体由前、后两个背壳组成。灵光乍现，侯先光发现此前敲开的两个新化石，实际上是同一个动物的前、后两个背甲。向前摆动的腿肢对称地分布在背甲之下，仿佛是在潮湿的岩层里上游动。而这块保存完整的软体附肢标本的出现，让侯先光惊愕不止。世界仿佛在这一瞬间突然静寂下来，他感到全身的血液像是停止了流动，拿着标本的双手止不住地颤抖起来，脑子里唯一的想法是，这类岩层里怎么会有这种化石？凭借过硬的古生物知识，侯先光判断这是一条寒武纪早期的无脊椎动物，属于加拿大布尔吉斯动物群中的一个重员成员”纳罗虫”，国外科学家认为纳罗虫是最早出现的具有弱矿化骨骼生命之一，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澄江？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究竟还隐藏着怎样的惊天秘密？
澄江动物群初见天日的那一天，侯先光与他雇来的那位农民一直干到天黑，之后，他把那几块化石用棉花一层层包裹好，小心放在背包里带回宿舍。7月的云南，天黑得迟，等他们动身返回时，已经是晚上8点了，步行了一个小时，他们才返回大坡头村的住地。那天夜里，为翻看方便，侯天光把那几块化石标本放在床铺下面。虽然连日超负荷的工作让他疲惫不堪，但侯先光难以入眠，兴奋、激动、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发生在他身上，使得他一夜难以入眠，他会不时翻身起床，查看放在床铺下的化石标本，担心眼前的一切发生在梦中。
侯先光在帽天山的发现，意味着一个丰富多彩的动物群落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因而大规模的挖掘已显得刻不容缓。在地质队领导的支持下，侯先光第二天请了一位有经验的炮工，在帽天山西坡沿剖面线方向爆破取石，开始了大规模的化石采集，结果发现新化石的标本越来越多，一向沉稳的侯先光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把在澄江的发现写信告诉了身在南京的导师张文堂教授，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领导和同事，让他们一起共享地质古生物史上这惊人的发现。
野外化石的采集，不仅辛苦，有时还伴随生命的危险。在帽天山发现纳罗虫化石之后，侯先光整天沉浸在兴奋中，以至于忘了可能碰到的危险。就在大规模采集化石的当天下午，侯先光采集了满满一马车化石，可是晚上收工返回大坡头驻地的路上，马突然惊了，马车翻到了路边的沟里，当时，侯先光正反身坐在马车上，与车上的化石一起翻了下去，化石撒落一地，侯先光也结结实实摔到了沟底。所幸是一个土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从坡底爬起来的侯先光顾不得浑身的伤，急着四处寻找散落的化石，直到把那些化石都收捡起来，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回到驻地一看，他的身上已是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还渗着血。
1984年晚夏，当侯先光结束在云南野外的采集工作返回南京时，他带回了几大箱软体化石和高肌虫化石。侯先光来不及休息，立即又投入到紧张的研究中。第二年，他又先后两次到云南澄江，采集保存软体动物的化石。三次在云南野外的采集，长达200多天，其劳动量之大非当事人可以体会。但艰辛的劳动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侯先光在云南采集到了数以千记的珍贵标本，有了这些珍贵的标本，澄江动物群的初步研究条件已经成熟。
1985年11月，侯先光与他的导师张文堂教授，在《古生物学报》上联合署名发表了研究澄江动物化石的论文《纳罗虫在亚洲大陆的发现》，正式向世界宣告澄江动物群的发现。师生俩在文中，把在澄江发现的古生物正式命名为“澄江动物化石群”。这也是澄江动物化石群研究史上的第一篇论文。按照生物命名法中的重要原则“优先律”，即生物的有效学名是符合国际动物、植物命名法所规定的最早正式刊出的名称，埋藏在澄江帽天山的古生物，经过了亿万年的沉寂，终于穿破地表，出现在世人的视野中。
一年多以后的1987年4月17日，中科院南京古生物所由副所长陶南生正式向外界宣布了这条消息：1984年7月1日，在云南发现的澄江动物化石群，距今5.3亿年，其化石之精美、门类之众多，为世界之最，发现者为南京古生物所的助理研究员侯先光。尽管发现成果自发现之日起经过两年多后才宣告，但它还是即刻震惊了全球。世界著名古生物学家、德国的塞拉赫教授称：“澄江动物群的发现就像是来自天外的消息一样让人震惊。” 1991年4月23日，美国最权威和最具影响的《纽约时报》以头版头条并配精美图片的方式刊发了长篇消息，指出“中国帽天山动物群的发现是本世纪最惊人的科学发现之一”。文章认为，“澄江化石不仅是地球上所发现的最古老的、保存软体的化石,更令人吃惊的是,其软体结构及其骨骼保存非常完美”。这家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及美国多家电台、电视台惊呼：中国的马王堆女尸2000多年历史就很了不起,澄江化石将5.3亿年前的所有生命群体特别是动物软体保存下来,太让世界震惊了。该报记者威尔福特甚至声称:“我们在为中国发现的本世纪最特别的化石喝彩，这些化石向我们展示了从原始单细胞生物戏剧性地演化到与现代动物相近的后生多细胞动物，其演化和扩张之快出乎科学家的预料。”他说澄江动物化石“点燃了科学家研究在众所周知的寒武纪大爆发时期落户海洋的奇怪生物的希望之光”。
很显然，比布尔吉斯页岩动物化石群早了1500万年的澄江化石群，纪录的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高峰情景，那个时候，生物的种类成倍增加,生活方式多种多样,生存体系趋于完善,地球成了一个适合生命繁衍的家园。形体多样、构造复杂的类群不断出现,让地球上的生物世界从此改变,浩翰天宇中的蓝色星球开始出现纷繁驳杂、多彩多姿的热闹景象。可以这样说，澄江动物群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最重要环节,它的发现，使人类对整个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研究变得畅通无阻。正如有学者所说：“在大爆发演化谱系中,澄江动物群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时代上看,它居三者之中,承上启下；从地域上看,它处于澳大利亚一一亚洲一一北美大陆桥之间位置,将三个动物群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澄江动物群一发现就为世人瞩目的原因。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侯先光发现了澄江动物群之后，地质古生物学界会陷入集体性的狂欢。1991年，《研究与探索》杂志发表了长达十多页的介绍澄江动物化石群的文章《澄江动物群一一地球上最古老的软体动物》,道破澄江化石群的价值和重大意义。1993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以“灿烂的新谜出现在中国大地”为题，记述了化石的发现经过和科研成果。一时间，世界各地的顶尖科学家纷至沓来，澄江动物化石群也随之声名远播。
从侯先光在云南澄江县帽天山发现的纳罗虫的那一刻起，澄江动物群的研究史已经揭开了令人期待的第一页。至今，侯先光博士和他的合作者——中外地质古生物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澄江动物群的基本内容已经基本清楚，目前已经发现了远古时代的17个生物类别近200多个属种，包括植物界的藻类，无脊椎动物中的海绵动物类、开腔骨类、腔肠动物类、栉水母类、叶足类、纤毛环虫类、水母状生物、节肢动物、分类位置不定类群等等。这些生物小的只有几毫米大小，大的几十毫米甚至更大，它们有的像海绵，像今天的蠕虫，像水母，像海虾，或者像帽子，像花瓶，像花朵，像圆盘……真是千奇百怪，美不胜收，是它们，共同呈现了离现在5.3亿年前浅海水域中各种生物的奇异景观。
澄江动物群发现后，一批古生物科学工作者迅速介入。中科院南古所的侯先光、陈均远、孙卫国、张文堂、朱茂炎；西北大学的舒得干、张兴亮；云南地质研究所的罗惠麟、蒋志文；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王绍芳、魏明瑞等一批地质古生物学家组成课题研究组,先后对澄江动物化石群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考察和系统发掘,采集了近3万余件珍稀的化石标本。同时，瑞典、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德国的古生物专家,每年都轮番来中国合作研究，是他们，与侯先光一道，让澄江动物群这一埋藏在地下的5亿多年前的生命奇迹重见天日。
2012年7月1日，北京时间晚上10时30分，从俄罗斯圣彼德堡传来消息：经过第36届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投票表决，认定中国“澄江化石地”是地球生命演化的杰出范例，符合世界自然遗产标准，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消息的发布，标志着“澄江化石地”历时8年的“申遗”工作尘埃落定。从此，我国有了第一个化石类的世界自然遗产。
将帽天山的地层打开，将澄江生命书打开，会发现人类有限的生命史，在数以亿年的生命演变过程中短得几乎可以省略。相对于地球的生命之书，人类的生命史真的短促得如同刹那，它既不是这本大书的章节，甚至也不是这本生命之书中的段落，充其量，它也许只是这本书中一个不起眼的句子。如果人类要将自己的生命史延长，就要学会低调、收敛、谦逊、克已、善待世上的一切生命，包括善待人类自己。
这，也许就是侯先光发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