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山天文台：正心问天 寻道兴文

凤凰山天文台现存砖木结构老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故事

抗日战争期间，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从南京紫金山迁往昆明，在凤凰山建立天文观测站，在战火纷飞中继续“仰望星空”。这座简朴的建筑，见证了我国近现代天文观测史的发展和云南天文事业的起步，记载着一代天文学家在艰难岁月中放眼星空的动人情怀。2019年10月，凤凰山天文台近代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迁落址凤凰山

“1959年9月，我应招到天文站（云南天文台前身）做太阳观测，当时就住在这里。”面对曾经的职工宿舍，在云南天文台工作逾60年的李维宝如数家珍。现年80岁的李维宝曾三次负责收集整理天文学方面的史料，对云南天文台历史信手拈来。

1938年初，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在所长余青松的带领下，由南京紫金山迁至昆明。“相对四川、贵州少有晴天，拥有全国独一无二天文观测条件的昆明是最佳选择。”李维宝说，为了选址建所，余青松一行人分别对昆明的地理信息进行全方位考察。

“南郊临近滇池无山头，无需考虑；北郊长虫山山体虽高，但沟壑纵橫，修路工程浩大；西山太华寺旁发现铁矿，不能满足地磁观测要求，且马街至车家壁一带陆续有内迁工厂搬来，照明灯光也不利于天文观测，只好把目光转向东郊。”李维宝介绍说，当时的昆明自东站起便是农田，人烟稀少。大羊方旺村东面的凤凰山视野开阔，便被天文所以每年200法币租金租下，着手建所。

天文研究所的三栋建筑物均由余青松亲自设计，砖木结构，瓦屋面为中国传统筒板瓦，四面坡顶。办公及科研用房建在北面，右侧第二间是太阳分光仪观测室，墙上还留有观测用的孔洞，二楼能看到当年的变星仪圆顶室。职工宿舍共9间，1956年又建起一栋红砖圆顶观测室。

“筑墙、圆顶和安装玻璃窗所用的水泥、铁皮都从国外进口, 屋顶的瓦当也是专门定制的，中间是五角星，周围有‘天文研究所’五个字。”在李维宝眼中，这些建筑在当年颇为讲究。

上下齐心渡难关

“因时间紧迫，余青松一行人只能携带小型仪器和装箱图书前往昆明。到昆明后，余青松利用有限的材料对设备进行改造，解决用电困难。”李维宝回忆说，天文所落址昆明后，名家云集，但经济窘迫也令大家极为苦闷。

“撤离南京时送给金陵大学的仪器, 后来虽归还并运抵昆明，但因无经费建观测室安装，一直未开箱。由于工资难以维持生计，能谋到新职的人便离去，留下来的人苦苦煎熬。”李维宝回忆说，1941年初，张钰哲接替余青松任天文所第二任所长，他在《回忆昔日昆明凤凰山天文台的往事》中描述：“抗战期间，凤凰山天文台的工作人员，艰苦备尝。在日本飞机轰炸之下，台里的工作人员和家属有因此而牺牲者。直到美国的志愿飞虎队来华以后，日机才不敢再来。那时通货膨胀达到了如此地步，以至整月的工资还买不到几十斤的米粮。靠薪水收入维持生计的人员无不靠典卖度日。有能力者，则兼营其他生财之道的业务。或者由家中妇女作些刺绣卖与外国人以贴补家用。”即便如此, 天文所仍坚持开展工作。在天气晴朗时几乎整天进行巡视，取得太阳观测资料。

1946年初，张钰哲出国进修, 临行前交代代理所长陈遵妫带人员和仪器返回南京。但陈遵妫认为，昆明的天气观测条件得天独厚,弃之可惜，想作观测站保留。为此到处游说，并得到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支持。

中国天文学发展的见证

1950年，随着南京的天文所更名为“紫金山天文台”, 昆明的凤凰山观测站也相应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昆明工作站”, 简称“昆明天文站”, 由紫金山天文台与云南大学共管。1972年，经国家计委（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昆明天文站”正式更名为“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正心问天，寻道兴文”是云南天文台的台训，也是一代代科学家传承弘扬的精神内核。动荡岁月中，云南天文台的科学家们克服重重困难，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取得一大批重要的原创性科研成果。

昆明官渡区博物馆研究员刘建坤指出，从影响力上看，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是中国近现代天文学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而云南天文台作为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延续，与其一脉相承，在天文学科研和科普领域成就卓著。

抗战时期，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及时南迁昆明，确保了中国天文学研究没有因战事中断，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稳定发展。历经数十年奋斗，具有浓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云南天文台现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天文观测和研究机构之一。

“凤凰山天文台近代建筑见证了我国天文工作者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和天文领域获得的非凡科研成就，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刘建坤说。

本刊记者 欧阳小抒/文 邹鹏/图

责任编辑：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