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舍生取义报家国

昆明物价暴涨，闻一多不得已挂牌治印

我们知道闻一多，也许是因为《死水》《红烛》，也许是因为《古典新义》，也许是因为刻印，也许是因为《最后一次的讲演》，这些诗文折射出闻一多诗人、学者、艺术家、民主斗士的多面形象，而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无疑是最杰出、最光辉的。

从“湘黔滇旅行团”走来的学者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因战局影响，西迁云南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迁分三路入滇，其中一路是由湖南、贵州走到云南，史称“湘黔滇旅行团”。

1938年2月，闻一多报名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想通过这次步行锻炼自己并体察国情民情，用他的话说是“可得经验”。此时，闻一多已年过四十，清瘦高挺，身体状况并非最佳。

出发前，有学生担心闻一多的身体无法经受长途跋涉之苦，关心地问他：“闻先生，你大可照学校的规定坐车、乘船经广州、香港、越南，舒舒服服地到昆明，何必受这个罪呢？再者，你这年纪，吃得消么？”闻一多严肃地说：“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再者，我在十五岁以前，受着古老家庭的束缚，以后在清华读书，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各大城市教书，过的是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的农村隔绝了。虽然是一个中国人，而对于中国社会及人民生活，知道的很少，真是醉生梦死呀！现在应该认识认识祖国了！”一个渴望了解祖国和人民，体察国情民情的学者形象跃然挺现。

“何妨一下楼主人”

闻一多到达昆明后，身体健康，热情很高。听到中国打胜仗了，兴奋非常，对时局很乐观，“这样下去，我们回北平的日子或许真不远了”。由于昆明校舍短缺，文学院、法商学院等暂时在蒙自办学。1938年5月3日，闻一多由滇越铁路奔赴蒙自。

然而，时局并没有如闻一多想象的美好，武汉告急，抗战形势不容乐观。在蒙自，闻一多埋头读书，研究学问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散步，闻一多总不去，郑天挺教授劝他：“你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这个典故成了闻一多的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这个雅号后来传到了昆明，一时成为联大的美谈。

闻一多虽然是“何妨一下楼主人”，但他始终心系抗战局势，关心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对当时弥漫的“败北主义”观点极为不满，觉得与“败北主义者”同桌吃饭都是活受罪。

走向民主运动的中心

1938年7月，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结束，闻一多来到昆明。9月，日机首次轰炸昆明。西南联大租用的昆华师范学校被炸，闻一多因在校园附近，头部受伤。尽管如此，他依然保持乐观态度，坚信抗战必胜。

1944年，发生了几件大事，使闻一多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更加担忧起来。这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引起了教授和同学们的一致愤慨”。同年，中国的抗战形势出现极大的倒退，豫湘桂战役全线溃败，日寇长驱直入。战时，昆明物价高涨，民不聊生。这使闻一多再也坐不住了。走出书斋，走向民主运动，成为他的选择。

1944年，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积极投身民主运动。1945年11月25日，昆明几所高校的学生在西南联大新校舍草坪举行“反内战大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次日，学生上街游行，又遭殴打阻拦。12月1日，国民党当局派遣反动军警、特务冲进学校，向赤手空拳的师生投掷手榴弹，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闻一多参与起草了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书，他愤怒地说：“在帝国主义国家里面，镇压人民革命的行为，一般人称之为白色恐怖。这次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暴行，连白色恐怖的资格也不够，简直是黑色恐怖：因为白色在字面的意义上讲还是纯洁的，‘一二·一’暴行是太凶残丑恶，卑鄙无耻了！”1946年3月，闻一多写成《“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对“一二·一”惨案的发生过程、国民党当局欠下的血债记述历历在目，成为不朽的红色文献。

最后一次的讲演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师生分批北返。民主运动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后，昆明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7月11日，李公朴遭暗杀。深夜，有人告知闻一多，嘱咐他多加小心。但次日看完李公朴遗体后，闻一多仍与楚图南、冯素陶等讨论并起草了抗议书。

15日，在李公朴的追悼会上，闻一多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指出“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最后，闻一多表达了为民主正义赴死的决心：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演讲结束不久后，闻一多被特务暗杀在西仓坡家门口，陪同他的儿子闻立鹤也身受重伤。为了中国民主运动、为了中国的前途、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闻一多先生舍生取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勇于牺牲的红烛精神必将激励一代代人，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作者：王浩禹，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研究所）

责任编辑：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