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党刊的故事】与众不同的幸运

想起我和党刊之间因理想、职业、责任和追求发生的故事，对我的人生经历和个性而言，很像一种化学反应：变、不变或可能改变都隐藏其中。

我一直以为，就职业而言，缘分是存在的，而我与党刊的缘分属于失而复得。

1982年8月我从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现在的云岭先锋杂志社所在的弥勒寺公园里一座2层苏式建筑里的单位——云南省农委当了干部，这和我一直想做一个写剧本的人的愿望大相径庭。

一年后我因机构改革调到省委政策研究室，成为《调研内参》的编辑。事后得知，支部生活杂志社（现云岭先锋杂志社）我不认识的老领导王正科匆匆赶到农委想要我到杂志社工作时，人事处告诉他，早来两天就好了，档案已经转走了。

1981年第1期云南《支部生活》杂志（资料图）

第二次和杂志社相遇已是12年后。

1995年4月，我从省委宣传部文艺处来到杂志社，缘由是想换一种生活，做一名记者，去实现心中早已躁动不安的人生之变，记录和了解这个时代地覆天翻的繁枝细节。于是，42岁的我正式成为一名媒体人——省委党刊《支部生活》的编辑和记者。

职业变了，不变的是由业余写手到职业记者，对新闻采访电视文学写作的热爱可以心无旁骛地放手了。在与杂志社擦肩而过的12年间，我常年行走于云岭大地做调研，与山野、密林、江河、村寨、质朴民众的亲密接触，让心灵与情感时常涌起共鸣。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行所结识朋友的故事，让笔下的文字抑制不住的流淌，这些记录变成的文字渐渐出现在国内多家媒体上。这是我与党刊结缘的动力。

云南《支部生活》复刊十周年座谈会（资料图）

那时杂志社采编人员少，每个人都有不止一个栏目的采编任务，有同行还要负责杂志社的日常收发打杂等工作。翻开党刊每年的合订本，文稿浏览中，能让人回想起许多文字背后的故事。

踏进杂志社，我一直和后来的总编辑陈昌文同在一间办公室。那时，每月编前会开完后，我俩就各奔东西或南北，通常是等到再见面时就是交稿、校对、签清和把新一期杂志打包送走。

党刊很多故事浸透的酸甜苦辣已成回忆，有的难以忘记。

1996年1月，在勐海采访途中恰遇毒品侦破案，我很快撰写了3800字的通讯。由于对毒品犯罪的报道有严格送审规定，我一连4天上班时间守候在景星街省公安厅禁毒处“纠缠”，最终盖到印章得以发表。正是这篇稿件，让我加入禁毒宣传中，撰写了诸多禁毒防艾报道，成为全国禁毒防艾宣传先进个人。后来还为联合国禁毒署收藏的三集电视片《云南禁毒纵横录》担任撰稿，认识了这条隐蔽战线上的诸多英雄。

1996年11月，我在会泽实地采访了震惊全国的特大毒酒案，看到了制造毒酒的作坊，听到了受害者亲属的悲鸣，见证了罪犯的无知和无畏，抓到了导致悲剧发生的玩忽职守疑点，撰写了4300字的通讯《毒酒悲歌》。那些在烈日下守候在法院外等待判决的受害者亲属那种无助的悲痛，让我在招待所里写稿子时一次次泪流满面。

1999年4月，我发表了通讯《光彩的事业光彩的人》，报道了民营文化企业昆明博览读书社的企业家罗明生的创业史和人生道路。文章发表后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希望联系再就业渠道。而罗明生从此和我成为不需要时时想起、却永远不会忘记的挚友。

2000年4月，我和摄影记者陈寿康深入实地采访，调查昆明近郊愈演愈烈的乱葬墓地和活人坟情况，正在现场拍照和询问村民时，被呼唤来的一伙歹徒持斧头棍棒突然从山头向山间的我们扑来。我俩惊恐地拔腿向山下奔逃。他们一直追到山脚公路边民政部门等待我们的汽车附近，见我们车子发动后才骂骂咧咧地止步。这篇题为“天国之路——关于殡葬改革的调查”的新闻特写发表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据此进行了跟踪采访。此后省内多家媒体又予以关注报道，有效制止了非法占地建坟的违法活动。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我感谢自己碰上的时代能够让自己更加丰富完善，或许这就是我们党刊工作者与众不同的一种幸运。

司恩平

责任编辑：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