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百年荣光·故事”系列文摘15
革命征途共携手
中共三大（油画）
1923年似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波澜不惊的一年。但历史深处其实有很多的“波”与“澜”值得关注，这些波澜影响了党之后的历史走势，其中最重大的便是国共合作。
保持独立参与合作
正应了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好兆头。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标志着改组国民党进入一个新阶段，也宣告中国革命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独夫取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益，所抒发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对“民众之利益”“民众之情感”的关注，是孙中山革命方向的根本转变，也是国共合作的基础。
1月7日，苏俄代表越飞到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商讨改组国民党、两党合作等问题，双方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1月26日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声明：“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此前，《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已指出党内合作的合作形式：“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关于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和目的，决议指出：“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关于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决议指出：“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应该承认，决议本身的内容是十分明确且正确的，就是必须保持中共的独立性。共产党支持国民党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即“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反之，共产党就可以不支持国民党。
诚心诚意帮助改组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近40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12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最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已有先例。1922年8月，孙中山由于陈炯明的叛变被迫来到上海，正处于“落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马上展开了统战工作，委派李大钊与孙中山接洽。二人见面后，谈了许多救国救民及“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孙中山很振奋，一连谈了几个小时都没觉得累。其间，孙中山希望李大钊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表明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后，孙中山开明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李大钊“由此成为最早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对于国共合作，不仅共产党内存在阻力和疑问，国民党内同样如此。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国民党不仅是一个资格老的党，也是一个大党，已有数十万党员，而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成立仅一年多的小团体，因此，从表面上看，共产党难以与国民党平起平坐。宋庆龄曾问：“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回答：“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就是可以救活中国国民党的“新血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判断。
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三届一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会议还决定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团性质的秘密小组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11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会上，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会后，周恩来被委任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聂荣臻、李富春等人也参加筹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向各地党组织部署参加国民党的具体步骤，以促进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正是出于对国民党帮助的诚心诚意，1923年12月，双重政治身份的李大钊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联合发出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在这前后，一些共产党人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如何赋予三民主义更多的革命内容，如何确立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国民党恳切地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
一颗新星脱颖而出
1923年4月，毛泽东安排好中共湘区的工作，在长沙街头到处张贴着军阀赵恒惕悬赏缉拿毛泽东的布告的恐怖局面下，告别杨开慧和刚满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离开清水塘，先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又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到达广州，和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为党的三大的召开进行筹备工作。
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同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等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30岁，正好是而立之年。毛泽东之所以脱颖而出，主要是他领导湖南党的工作成绩出色。至党的三大时，仅安源党员就达200余人，团员433人，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开展得很成功，得到党中央和陈独秀的高度肯定。陈独秀曾在评价二大后的工作时，对比上海、北京、湖北，肯定道：“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根据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党的三大结束后，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与陈独秀共同署名签发了一系列文件，毛泽东还经常代表中央独立签发文件，指导地方工作。
1923年9月16日，毛泽东回到湖南，亲自指导筹建和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使湖南成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才能。
（摘编自2019年9月16日《学习时报》 祝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