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抡（1899~1967），湖南湘乡人，化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西南联大时期，是曾昭抡学术成果收获最多、影响最大的时期。担任联大化学系教授期间，他致力于科学、教育和学术团体的事业，注重战时化学教育与社会实践结合，身体力行赴西部民族地区作科学考察。三校复员北返后，曾昭抡仍任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全力进行教学科研工作的恢复。
久经训练的步行家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组成“湘黔滇旅行团”迁往昆明办学。出于对长途旅行的热爱，曾昭抡满怀兴致加入旅行团，艰苦跋涉来到昆明。
西行路上，曾昭抡饱览湖光山色，了解沿途风土人情。最令人惊叹的是，凡遇公路和小路时，曾昭抡总是完全沿着公路行走。“犹忆步行至黔西‘二十四盘’时，所有团员均走小路，由上而下，瞬息即达。而曾先生以不变应万变，仍沿公路，循车行轨迹而下，用时多达十数倍。”（蔡孝敏《旧来行处好追寻》）据曾昭抡传记作者戴美政考证，曾昭抡一丝不苟走公路，竟是为了测量里程。尽管沿途有里程碑，他却总是事必躬亲，亲自验证。
乐于实践的曾昭抡始终保持乐观情绪，自称“久经训练的步行家”。其发表于1939年7月9日昆明《中央日报》的短文《谷脚街》中，记录了其在湘黔滇旅行团中的一段经历。文中有从龙里到贵阳之间翔实路程数据，他写道：“在距龙里十五公里的地方，我们到了‘谷脚村’”，而“从这里到贵阳，虽说还有二十二公里，因为想着不必那么忙着赶路，便在这村里坐下吃午饭了。”
扩展化学教学新路
在长期的化学教育实践中，曾昭抡逐渐形成了具有明显抗战时代特色的化学教育思想。他认为，化学不仅是一门动脑的科学，更是一门动手的科学。
当时，众多厂矿和科研单位也内迁到西南大后方，这为联大师生提供了广阔的实习基地。基于此，曾昭抡克服化学实验设备和药品不足的困难，率领学生深入众多工矿企业，全力扩展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化学教学新路。
曾昭抡带领学生实习考察的工厂，包括裕滇纺织公司、昆明化工厂、云南酒精厂、云南钢铁厂、云南炼铜厂，甚至还有一平浪盐矿、个旧锡矿等厂矿。这些实习考察，帮助学生加深了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应用，磨炼了他们求真务实、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从而达到培养既善于理论思维又有实践能力的化学人才的目的。其间，为了与实习考察要求相适应，曾昭抡增加了不少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化学教学内容的讲授，如《造酒原理》《牙膏与牙粉》《化学与近代人的生活》等，课程生动，深受欢迎。
西南联大时期，曾昭抡始终将社会实践教育融入化学教学过程中，影响了许多学生的一生。唐敖庆、王瑞駪等闻名中外的化学家，鲍纫秋、陆其璧等化学科技工作者，都为新中国工业建设作出了贡献。陆其璧回忆说：“他带我们到工厂去看，不像其他老师讲完课就走了。后来我们所以喜欢在工厂里工作，是与曾先生的教育分不开的。”（转引自戴美政《曾昭抡评传》）
全面抗战爆发前，担任北大化学系主任的曾昭抡就非常注重化学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他曾率学生到绥远前线考察防毒以及到日本考察化学工业发展等情况，实为中国高校最早倡导理论与实际结合、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联系的教育家之一。联大时期，他对化学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的扩展与深化，推动了战时化学教育方法的革新，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川康科考意义重大
曾昭抡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结合还体现在科学考察方面。1939年，曾昭抡亲率“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考察团”赴西康省（注：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撤销西康省）考察，所著长篇旅行记《西康日记》对认识战时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状况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1941年7月2日，曾昭抡率西南联大川康科学考察团从昆明出发，开始对大凉山彝区进行徒步考察。他希望此行“能使中国青年，对于边疆工作，发生更大的兴趣”（曾昭抡《滇康道上》）。考察团自昆明出发，经会理、西昌进入大凉山彝区。分组行动后，曾昭抡所在的甲组在当地彝族群众的帮助下，顺利攀上大凉山主峰黄茅埂。同年10月27日，全团平安返回昆明。
西南联大川康科学考察历时118天，其中，甲组行程3177公里。考察团沿途参观访问会理鹿厂铜矿、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等厂矿、学校及政府机关。更重要的是，曾昭抡对大凉山彝区的地理、矿产、民族、文化等多方面作了详细考察，并及时整理记录，写成考察日记。曾昭抡表现出的坚持不懈的求知精神和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是科学工作者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为年轻学生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1942年2月，汇集考察成果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展览会特刊》在昆明印行，其中收入曾昭抡与团员所写的考察记，记录了年轻学子的特殊经历和切身感受，以及他们从曾昭抡那里获得的教益。而曾昭抡撰写的两本旅行专著《滇康道上》和《大凉山夷区考察记》，分别于1943年和1945年问世，书中详细记录了川康科学考察的历程和见闻，进一步扩大了此行的影响力。
姚波（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