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成果入选全国党员教育培训优秀教材和中宣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获首届刘诗白经济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科学认识和处理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关系，提前研判和妥善处理前进道路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利于以新的战略思维和新的重大战略部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经过百年探索、付出巨大努力而找到的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道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任务和根本途径。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我们党未来一段时期的中心任务，并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和战略举措。当前，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科学认识和处理好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关系，提前研判和妥善处理前进道路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利于以新的战略思维和新的重大战略部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以来关于中长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多次重要论述，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特征、本质要求和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笔者认为，今后一段时期，需要处理好这些事关全局的重大关系。
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
我国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从根本上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前途命运，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保障。坚持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要始终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坚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推动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在职能配置上更加科学合理、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备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确保党的领导坚强有力，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方向正确、动力充沛、机制灵活、保障有力。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一般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无论是过分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性而排斥特殊性，还是过分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而排斥一般性，都会给中国式现代化带来负面的影响，甚至迷失方向、遭遇挫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遵循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一切文明成果和积极因素，不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进程，又要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和优秀传统文化，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三是社会主义本质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共富与先富、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既要强调先富的合理性、合法性，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强调先富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表现为带后富、帮后富。充分把握社会主义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就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深刻领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共同富裕为基本遵循。要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不渝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以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四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我们党认识和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对多年来坚持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事关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败。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地方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时有争议、左右摇摆，特别是每当改革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社会上就极易出现两个方面的错误倾向：一是片面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主张以公有制经济取代或者削弱非公有制经济，表现为“公有经济进场论”或“民营经济离场论”；二是片面强调“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主张公有经济私有化、国有经济民营化，表现为“国有经济退出论”或“公有经济私有化论”。产生这些错误倾向的根本原因，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全面、不深刻、不彻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就必须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的认识，不断推进“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创新。
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资本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是我国经济腾飞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招。近年来，在一些领域出现的资本无序扩张等现象，既有资本的本性使然，也有制度不完善和治理不当的问题。要深刻理解资本的本质及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实践上，要加强监管和风险预警，完善资本治理机制，合理设置“红绿灯”，增强资本治理的针对性、科学性、有效性，既要抑制资本无序扩张，又要防止资本无序收缩，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六是教育、科技、人才与全面现代化的关系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单列专章作出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口红利（主要是劳动力红利）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劳动力日益短缺和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必须转向为主要由教育红利、人才红利、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红利驱动发展。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七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旨在促进城市和农村发展的两大发展战略，对于促进城乡充分、健康、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两大发展战略在发展目标、发展次序、制度安排、资源配置和发展结果等方面会存在冲突和矛盾，必须加以协调，才能解决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推动从城乡非平衡发展转向城乡平衡发展，从城市优先发展转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从城乡二元制度转向城乡一元制度。资源要素从限制、单向流动转向双向、自由流动，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八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
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具有内在关联性和根本一致性，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两大支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路径。当前，受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俄乌冲突、中美关系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畅通国内国际循环面临严峻挑战。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越要从基本国情出发，遵循大国经济发展规律，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统筹考虑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更加重视两个循环的平衡和协调，把国内国际循环统筹起来，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分工和技术创新的发展推动国际分工和国际技术创新的发展，形成相互促进、彼此支撑、融合发展的新发展局面。畅通国内循环的关键是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重点任务是扭住国内循环体系的战略基点，夯实国内循环体系的体制基础，畅通国内循环体系的基本环节，优化国内循环体系的空间布局，筑牢国内循环体系的产业根基。畅通国际循环的关键是提升控制力和稳定性，重点任务是合力营造全球化的有利环境，营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快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强化国内外产业链的关联和互动，防止两个循环生态体系的脱钩，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融合发展。
九是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统筹发展和安全，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实现发展和安全互为条件、彼此支撑。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要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为实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安全提供更为牢固的基础和条件。同时，也要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完善系统性风险预警和治理机制，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
十是发挥制度优势与提升治理效能的关系
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制度好不好，是应该从治理效能中体现出来的。发挥制度优势，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必然要求。当前既存在改革层面一些制度不够完善的问题，也存在制度实施层面一些制度优势不能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问题。正确处理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关系，需要把握两个彼此关联的环节：一是全面深化改革，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成熟定型、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和制度优势，完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体制机制。要不断加强制度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集中突破“中梗阻”，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推动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二是强化制度的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提高制度执行力，善于用制度和法律管理国家，把制度执行到位、将政策贯彻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