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因
北京的暑天溽热难耐，入伏的第三天，驱车前往北京植物园躲热，不期而遇梁启超的墓园。顺着路牌指引走，就看见山道一侧，矮石墙环围出一块林地，其东部坐落着一方墓园。它背倚西山，坐北朝南、北高南低，四周松苍柏翠，是由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
青年梁启超
梁启超及夫人李蕙仙的合葬墓坐落于墓园的北部平台上。墓碑、墓顶及供台衬墙均采用花岗岩雕筑，前后连接，浑然一体。墓碑没有碑文，也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这是梁启超的遗愿。
梁启超既是中国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政治风云人物，又是中国旧学的总结者和终结者，也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者与拓荒者，56岁即与世长辞。他不是死于刑场，如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更不是死于战场，像黄花岗的72位革命党人。但他的死也颇为悲壮。
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不顾当时还不信任西医的朋友们的劝说，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那时候，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国人对之还将信将疑。梁启超却以罹病之身就之、试之，此举似有“病急乱投医”之嫌。但读他24岁时发表于《时务报》的《医学善会叙》一文，知道他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在那时，他就对中医队伍中一些因循守旧的庸医发出了质疑。他在文中说他们“全体部位之勿知，风土燥润之勿辨，植物性用之勿识，病证名目之勿谙”，深感“悬性命决生死于此辈之手，此何异屠腹饮鸩自戕”，呼吁中国医学除要“措心于中国医学及古医书，讲求钻研”外，也应“探悟新理……读海外之书，广集思之益……”也就是说，他年轻时就期盼并倡导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迈进。
然而事与愿违，他在协和医院接受肾脏切除手术时，却不幸被误切了健全的右肾，只留下一枚“坏肾”来维持他虚弱生命的供给。
这是一次严重的手术事故。主刀者却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其助手也是声名赫赫的美国外科医生。这样的结果，自然引起一片哗然。梁启超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挺身而出，以不能“白丢腰子”（徐志摩语）为由，对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作为受害者，梁启超不但不状告院方、不提赔偿要求、不要医院道歉，还阻止陈源、徐志摩的打抱不平。
更让人错愕的是，他还让人搀扶着下床，于灯下颤颤巍巍地写就《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在这篇1926年6月2日刊发于《晨报副刊》的文章中，梁启超在肯定协和医院的医疗是有效的以后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对于手术的施行，梁启超则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
梁启超为什么要强撑着病体为协和医院开脱？“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事，无有他事。”也是在《医学善会叙》中，他曾这样写道。可以看出，他认为医药一脉，兹事体大，甚或神圣，不可轻率非议，更何况是对他一直视之为科学代表的西医。
也许在内心，他认定自己手术的失败只是一种偶然而绝非必然，只是一件个案而绝不能代表西医外科的全貌。他也深谙自己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话语行为举足轻重。如果因个人手术的失败而让现代医学声誉受损，进而影响其在中国的普及，这是他所不愿意的。
至于生死，31岁时他就有着自己的思考。在《新民》第五十九号、第六十号上，他发表过《余之生死观》一文。文中，他提出了“小我，我之个体”“大我，我之群体”的概念，并说，“死者，吾辈之个体也。不死者，吾辈之群体也……我之家不死，故我不死；我之国不死，故我不死；我之群不死，故我不死；我之世界不死，故我不死”。而 “常情莫不贪生而避死，然生终未闻以贪而能常，死终未闻以避而能免”，“明知其不能常不能免，而犹贪焉避焉者，则人类志力薄弱之表征也”。他不屑做“志力薄弱”的人，为了维护西医的社会声誉，他隐忍“小我”之伤损，不贪“小我”之生，选择把打落的门牙往肚里吞，以扬科学存正道而利“大我”。
不久，梁启超病情转重，再度入住协和医院。此时的他，生命之火已油干薪尽，医院也回天乏术。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病逝。噩耗传出，天下同悲。
为了现代医学在古老的中华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梁任公不顾自己遭受的痛苦，不惜掷出生命的筹码进行维护。斯人已去，精神永存！
在林荫下徘徊，耳畔蝉鸣如泣如诉。忽然想到了海子的诗句：“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位把“火”高高举起的人。令人高兴的是，如今，西医已像中医一样，成为国人穿越病痛黑暗高擎在手中的一支火炬。
翻过历史的一页，时光变换着人间风景。不远处，有人在打羽毛球，起跳、扣击，跃动的身影，那么矫健。而支在青葱草地上的一顶彩色帐篷里，传出了孩子欢快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