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一座城，人们脑海中会出现与之相关的“记忆符号”——标志性建筑，它们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图腾和文化传承的可视符号。
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昆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遗迹众多，是马可·波罗笔下的“壮丽大城”。几千年来，这里不断演绎着历史的变迁，留下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东寺塔和西寺塔折射中原文化对南诏国的影响，昆明文庙开云南庙学之风气，金殿见证明清时期政权更迭的波云诡谲，大观楼映照滇池畔沧海桑田……这些建筑展示着昆明不同的历史断面，彰显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本期专题，让我们聚焦昆明4座古建筑，通过品味一砖一瓦、一房一院、一街一巷，聆听昆明城的光阴故事。
本刊记者 欧阳小抒/文
东西寺塔：穿越千年巍然矗立
“东寺街，西寺巷，茅司（茅厕）拐拐小楼上……”对于昆明人来说，这首孩童时常挂嘴边的童谣，总能唤起久远的“昆明记忆”。童谣中提到的两条街巷，得名于闻名遐迩的地标建筑——东寺塔和西寺塔。
拥有千年历史的东西寺塔遥遥相望，极具古朴苍劲之感。初建时，两座塔的周边曾有寺院合围，东边的为常乐寺，寺中之塔称常乐寺塔（今东寺塔）；西边的为惠光寺，寺中之塔称惠光寺塔（今西寺塔）。岁月流逝，两座古寺已湮没于历史长河，唯有两座古塔存留至今。2006年，惠光寺塔和常乐寺塔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建塔历程一波三折
“东西寺塔是昆明地区保留至今较早的佛塔，已有1300多年历史，也是较古老的建筑之一。无论从造型艺术还是景观构成来看，两座塔在建筑史和景观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昆明市西山区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李利民表示。
据史料记载，双塔的建造，尤其是惠光寺塔的建造颇为曲折。一千多年前，南诏国第十代国王晟丰祐因朝野混乱，欲将统治中心迁往拓东城（今昆明），于是在拓东城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和佛寺，惠光寺就是重要的建筑之一。
“晟丰祐抵达善阐城（原拓东城）时，为他营造的宫室已经完工，惠光寺也初具规模，但惠光寺塔的建造却进展缓慢。”李利民说，筹划建构的惠光寺塔是一座高13层的密檐式方形、砖石结构宝塔，体量巨大。建造如此高大的建筑，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难度是空前的，加之善阐城建在滇池的湖积平地上，土层松软。虽为建造此塔专门请来了恭韬、徽义、徐立等知名工匠，但工程进展艰难而缓慢。
雪上加霜的是，公元833年，掌控南诏国实权的蒙嵯颠下令建造大理崇圣寺内的千寻塔，并调集正在建造惠光寺塔的恭韬、徽义、徐立等人前往大理施工。8年后，千寻塔完工，惠光寺塔得以继续建造。直至公元849年，惠光寺塔才完工。
“建造惠光寺塔前后历时20年，实际施工时间12年。相传，当时建塔采用的是‘堆土建塔’与‘挖土现塔’的方法，即垫一层土、修一层塔。塔修好后，将土逐层挖去，让塔身显现出来。”据李利民介绍，5年后，晟丰祐又起意在惠光寺的东边兴建常乐寺，并在寺内建造与惠光寺塔形制一样的常乐寺塔。有了此前的经验，建造常乐寺塔仅花了5年。
东寺塔 邹鹏/摄
古人笔下的“双塔”
惠光寺塔和常乐寺塔建成后，除了迎接信众，也成为亮丽的景观。在昆明古代状物抒情的诗词中，“双塔”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如元代白族文人王升在《滇池赋》描写了“昆明八景”，其中就有“双塔擎天”一景；云南第一部志书《云南志略》的作者李京骑马刚到昆明时，正好雨过天晴，他一眼所见便是“天际孤城烟外暗，云间双塔日边明。”（《初到滇池》）。
明洪武年间，谪居云南的昆山人史谨在描述昆明城时，看到的是“城南双塔高嵯峨，城北千山如涌波。”（《云南》）；明代昆明诗人郭文登上碧鸡山（今西山）太华寺，放眼望去，只见“湖势欲浮双塔去，山形如拥五华来。”杨升庵赞其句“善状景物”。
清代诗篇中，大观楼长联作者孙髯翁的《大观楼》诗中有“听唱竹枝来小咏，醉看塔影忽双飘。”钱南园在《阿姑祠》诗中有“一夜风吹西寺塔，霜空不断响铃声。”此外，还有“海高双塔小，天阔一帆闲。”“海果变为田，盛衰阅双塔。”“天涵水面浮双塔，池涌波心耸一楼。”“片帆影远入云小，双塔烟寒与浪浮。”“双塔铃声摇夕照，万家灯火乱寒星。”等佳句。
“在古代诗人眼中，近看双塔，高峭巍峨，直耸云间，是昆明城繁华的象征之一。远观双塔，飘浮于湖光山色间，缥缈如同海市蜃楼，美不胜收。双塔的铃声，伴随着昆明人的朝夕晨昏、春夏秋冬；双塔的身影，见证着昆明的历史沧桑。”李利民说。
西寺塔
老昆明的乡愁记忆
据历史文化研究学者介绍，古时的西寺塔既是佛塔，也是滇池渔民的灯塔。西寺塔每层都有佛龛，夜晚在佛龛中点灯，在灯火的指引下，渔民们摇着渔船、唱着渔歌，满载而归。
据从西寺塔第六层佛龛内发现的明弘治十六年《建塔存功记》石碑记载，西寺塔“暮夜燃光明，华灯移照，灿烂宛如列宿，环熠下土，铃铎声闻四野……”不难想象，在没有路灯的古代，夜行人旅途疲惫，蓦然抬头，眺望西寺塔融融灯光，这种心灵上的慰藉难以言喻。
对年近七旬的老昆明王荣福来说，东西寺塔陪伴了他的少年时光。他回忆道：“那时候去得多的是东寺塔，我们经常到塔里玩，有木板通向塔顶。”给王荣福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塔顶的4只金鸡，老一辈人告诉他，金鸡以前是会“叫”的，后来不知何故，不再发出声音。
如今，在连接东西寺塔的步行街上，处处镌刻着追忆时光的印记。整条步行街的路面由条石铺成，两侧立着26柱仿清道光丁未年（1847年）造的石雕路灯。步行街东段，“百年老昆明市井青铜雕像群”栩栩如生，重现古时昆明百姓闲时下棋、街头补碗、贩卖百货等生活场景。
“对弈”铜像旁，王荣福专心致志地与棋友一较高下，围观者也沉浸于棋局变化中。一抹夏日夕阳，将人群的影子拉长……
本刊记者 杨旭东/文图
$[page]$昆明文庙：传承厚重文脉
昆明文庙，是云南历史上第一座文庙，自1276年建成至今，已有748年的历史。700多年来，昆明文庙饱经风霜，多次被毁、重修，功能也几经演变，从家庙到教育馆，到大众游艺园和群众艺术馆，再到文化馆办公场所等，虽历经沧桑演变，但一直发挥着传播文化、“促教化、助人伦”的重要作用，成为昆明历史厚重的文脉地标。
启云南庙学之风气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并非昆明文庙原址，其原址在现在的威远街附近。”站在历经多次重修的昆明文庙棂星门前，昆明市文化馆馆长付晓辉向记者讲述昆明文庙的“前世今生”。
公元1274年，元朝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带兵攻入云南后，在昆明圈地养马。由于马场占用并破坏了当地百姓的粮田，受到百姓抵制。经过深入调查，赛典赤·赡思丁顺应民情，兴修水利，恢复粮田，受到当地老百姓拥护。为稳固边疆和促进民族团结，他开始进行文化传播，并主持修建云南第一座文庙——昆明文庙。
经过近两年修建，昆明文庙于1276年落成。整座庙宇共53间房屋，大成殿位于正中，建筑气势恢宏，成为当时云南最大的学宫，担起培养人才和普及文化知识的重要使命。
“赛典赤·赡思丁始建文庙，开启了云南庙学之风气。云南虽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但文庙遍布，甚至县乡都有。”付晓辉说，自赛典赤·赡思丁建成云南首座文庙起，各地文庙为传播汉文化、推动云南民族团结以及促进文化交流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可惜，这一建筑毁于元末战火，直至明初，黔国公沐英主政云南后，在现址重新修建了昆明文庙，并将其改称为“云南府学”。明初时，由于云南没有贡院，而乡试一般在文庙或官府衙门举行，因此，昆明文庙兼具祭祀圣贤、扬文崇德、启蒙教化以及为国求贤等功能。
“按照当时文庙的规制和格局，棂星门外还应有一道大门和上下马石，大概在现在的人民中路位置，棂星门则在大门内。”付晓辉说。
昆明文庙大成殿
历经沧桑演变
在漫长的岁月中，昆明文庙饱经风霜。明朝灭亡后，昆明文庙再次毁于战乱。直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重新在现址重建。
新建的文庙占地1.8平方公里，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建筑精美，楼阁繁多，金碧辉煌，盛极一时，成为云南府学教化的重要场所。
随着时代变迁，昆明文庙的功能几经变化。在昆明文庙还曾办过私立“求实中小学”，人民音乐家聂耳曾在此就读。1932年，昆明文庙的全部房舍被改为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成为百姓看戏听书的场所。西南联大在昆建校期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曾在昆明文庙举办过“营造法”展览，并对昆明文庙进行测绘；闻一多、朱自清等文化名家则在此开办过夜校，普及文化知识，文庙成了普及教育、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
1941年，日寇多次轰炸昆明文庙，除棂星门侥幸保存完好外，其余建筑均遭到破坏，这里成了宣传抗日的重要集会场所。1949年后，昆明文庙历经多次修缮，一度改为大众游艺园，并于1950年成为昆明市文化馆办公场所，举办各类文化艺术培训等，成了群众文化活动重要场所。
改革开放后，文庙作为“昆明市群众艺术馆”办公场地使用，很多文化名人在此收徒传艺，让昆明文庙充满了浓浓的文化韵味和市井气息，著名花灯剧《小河淌水》就在此排练而成。
“1964年，我在华山小学读书，周末或放学后，我和小朋友们常溜进文庙打陀螺、滚铁环、拍洋画、照哈哈镜，或躲进尊经阁的图书阅览室看连环画。”在昆明市文化局原局长周忻等老一辈昆明人心中，昆明文庙是他们童年的乐园，更是刻在他们记忆里的文化符号。
昆明文庙明伦堂
百年文脉再现风华
“1958年，昆明市花灯剧团在文庙成立，云南花灯大师袁留安、王玉霞等在此唱花灯，座无虚席。那时，市民都喜欢来这里唱滇剧、看花灯、听评书，桂香楼内，说书人的《三国演义》讲得抑扬顿挫；魁阁楼里，滇剧团的围鼓敲得路人流连忘返……”昆明市文化馆原馆长郭俊荣曾在文庙文化馆工作40余年，在他的记忆里，昆明文庙既是专业剧团的大本营，也是群众文化的发源地。
1981年，昆明文庙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维修，不仅恢复了泮池、明伦堂和桂香楼等建筑，还在中轴线建了八角亭，成为兼具公园属性的群众休闲游乐场所。
新时代，为更好地保护昆明文庙，持续发挥其“促教化、助人伦”功能，2015年11月，昆明文庙恢复性修建项目正式启动。在恢复重建中，建设方全面系统地考证史料，并根据梁思成在《未完成的测绘图》一书中留下的昆明文庙大成殿外景、正立面、翼角等珍贵图像，拆除了与文庙规制不符的八角亭等景观，梳理出文庙中轴线，并1∶1复原了当年毁于战火的大成殿和大成门。
据付晓辉介绍，重修后的文庙还原了昆明文庙最早的模样，大成殿也成为目前云南所有文庙中单体面积最大的大成殿，供奉有孔子及其四贤牌位。
如今的昆明文庙，古木参天，环境清幽雅致，吸引了众多学子和游客前来参观和感受孔子文化魅力。今年元旦，昆明市还在此举行了隆重的亮灯仪式，通过滇剧、花灯、创意服装秀、歌舞民乐等节目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尚与活力，作为昆明文脉的文庙被重新点亮。
“现在，每逢节假日我们都会在此举行各类主题文化活动，不断延续和拓展昆明文庙‘促教化、助人伦’和文化传承功能。”付晓辉说。
本刊记者 谭宗慧 通讯员 李载芬/文
本刊记者 邹鹏/图
$[page]$金殿：滇中胜境古韵悠悠
清晨，随着第一缕阳光洒下，鸣凤山上的金殿光芒四射，映得翠谷幽林金光灿烂，这就是昆明“鸣凤八景”之一的“金殿朝晖”。
金殿名胜区位于昆明东北郊，是一个集文物古迹、园林植物和园林科研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园林风景名胜区。1982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入选第一批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2016年被授予“国际杰出茶花园”荣誉称号。历经400多年的岁月沧桑，金殿以其独特的建筑形式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无数昆明人心中的地标古建筑之一。
邹鹏/摄
鸣凤胜境，一砖一瓦藏故事
明朝万历三十年（1602年），笃信道教的云南巡抚陈用宾，仿照湖北武当山七十二峰之中峰宫观形制，在昆明鸣凤山建太和宫，以铜铸真武殿（即金殿），在其外围修建紫禁城，城高丈余，周长365尺（约121米），设四方四门。35年后的明崇祯十年（1637年），鸣凤山金殿被时任云南巡抚张凤翮完整搬移至大理宾川鸡足山天柱峰。又过了34年，至清康熙十年（1671年），云南平西亲王吴三桂重建了现存的这座金殿。重建的金殿整体为仿木结构重檐歇山顶式铜殿，高6.7米、宽和深均7.8米，两层屋面，结构端庄。
精巧的布局、悠久的历史，使得太和宫铜殿古建筑群成为我国建筑考古研究的优质标本，同时也诞生了无数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吴三桂与陈圆圆在云南的一些爱情往事。
相传，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入北京城，眼看其兵锋正盛，吴三桂曾考虑归顺李自成。正当吴三桂准备投降李自成之际，却听闻自己在京城中的小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部下刘宗敏所夺，于是冲冠大怒，愤而降清。关于这段传说故事，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在其诗作《圆圆曲》曾言：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最终，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并获封为平西亲王，奉命驻守云南，鸣凤山上的金殿也由此得以重铸。
对昆明人来说，金殿的故事远不止一首诗、一面墙、一角飞檐、一对门环，而是随之产生的风土人情、故事回忆、历史文化等融入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道道金光掠影。
金殿庙会，最是一年热闹时
关于金殿的始建，昆明曾流传着多个传说，其中之一便是云南巡抚陈用宾的故事。相传在明朝万历年间，一天，陈用宾梦见仙人吕洞宾约其翌日在鸣凤山麓相会。次日，陈用宾很早便在山麓等候，却迟迟不见仙人身影。后来，他看到不远处一个放羊老头用绳子牵着羊，在山边用一口砂锅煨芋，奇怪的是竞用另一口锅作锅盖。待他走近一看，老头忽然不见了，带绳的羊也消失了。陈用宾恍然大悟：两口锅垒在一起便是“吕”字，带绳的羊意味着是“纯阳”，正是吕洞宾的道号，放羊者便是吕洞宾。于是他便在羊清河上修建“迎仙桥”，并在山上建了金殿。尽管传说难辨真假，但可以确定的是，金殿建成后，庙会便随之形成。
农历正月初九，是昆明的年俗节日——金殿庙会。早期的金殿庙会仅是一项隆重的祭祀活动，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逐渐融入集市交易活动，成为市集的一种形式。作为昆明市流传至今的传统庙会之一，金殿庙会已有400多年的历史，2013年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每年的金殿庙会，商贩们会沿着天门古道一直摆摊到景区钟楼片区。中间还有唱滇剧、耍花灯等表演，十分热闹。”据昆明市金殿名胜区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金殿名胜区注重弘扬昆明乡土文化、非遗文化，在庙会组织过程中，将还原历史与创新呈现相结合，为这一传统庙会增添了不少新意与特色。如今的金殿庙会已成为许多昆明人感受年味、追寻城市记忆的一项重要年俗活动。
受访单位供图
金殿研学，百年古建筑展风华
如今的金殿名胜区，不仅拥有天门、太和宫金殿为核心的明清古建筑群，还拥有青铜历史文化景廊等人文历史景观，及茶花园、杜鹃园、木兰园等12个园林植物园区。凭借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积淀，金殿一直是历代文人墨客赋诗吟咏的对象。
1961年，郭沫若访问古巴回国时途经昆明，就被这里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和美丽迷人的地理风光深深吸引。因此，他写下《游鸣凤岭》一诗：“天门开胜境，不觉道途赊。金殿千秋业，银梅几树花。茶香清椅席，松籁净尘沙。蝶翅迎风舞，山头日影斜。”
近年来，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金殿名胜区广泛开展各类研学活动，目前已开发8个研学系列40个研学课程，包括中国古建筑及相关科学文化艺术研学系列、中国植物文化研学系列等相关课程。
“围绕人文历史与自然科学两条主线，我们着力打造‘金殿研学’品牌，旨在以原乡历史人文与园林科学之美，推出更多立足本土，强化学生通识博雅教育、道德素质教育、科学思维培养、人文艺术素养培育的课程。”据昆明市金殿名胜区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正以金殿研学研究作为基础，积极申报课题立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好百年建筑的古韵风华，通过不断推陈出新，努力让金殿成为广大市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温昆明城市记忆的绝佳场所。
本刊记者 李宏刚/文
$[page]$大观楼：长联世无双 登楼一“大观”
作为我国十大名楼之一，大观楼是最年轻的，但在昆明人心中，它是一位饱经风霜、阅人无数的长者。它于烟云碧浪间，淡然迎来富可敌国者、君临天下者、风华绝代者等登楼远眺；也见证了云南从祖国边陲末梢到开放前沿的重要历史时刻。它在无数昆明人的相册里留下自己的身影，更在无数昆明人的心中刻下“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乡愁记忆。
334岁的“省城第一名胜”
“从1690年算到今天，大观楼334岁了。”在昆明市西山区文管所工作人员李利民心中，这座古老的建筑与云南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是云南多元文化遗产的缩影，它见证了云南的发展和演变，凝结了昆明人民的智慧和努力。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朝平定三藩叛乱，就任云南巡抚的王继文巡查时路过大观楼所在地，看中这里的湖光山色，在此大兴土木，挖池筑堤，植花种柳，建楼二层，命名为“大观楼”。
清道光八年（1828年），云南按察使翟锦观将大观楼由原来的二层改建为三层。咸丰三年（1853年），皇帝询问滇池形势，兵部侍郎何彤云历陈大观情形。咸丰帝听后，御书“拔浪千层”匾额，颁赐大观楼，这块匾额如今挂在大观楼二层。之后，大观楼曾先后遭兵燹和大水而被毁。光绪九年（1883年），云贵总督岑毓英组织重新修建，保存至今。
民国七年（1918年），大观楼由云南督军唐继尧辟为公园。如今的大观楼是一座三重檐四方攒尖顶建筑，它既沿袭了我国主流传统建筑文化，又注入了昆明特色的“五墨”彩绘和挑檐檩枋头木雕。
大观楼建成后，由于秀逸的湖光山色，有人将其称为“省城第一名胜”。1983年，大观楼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大观楼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介布衣成就千古绝唱
300多年来，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在大观楼留下了许多诗文楹联，但多为吟风弄月、离情别绪之作。直到乾隆年间，自称“万树梅花一布衣”的寒士孙髯（字髯翁），一扫俗唱，写出了惊世骇俗的“海内第一联”，一时惊动儒林。
180字的大观楼长联，上联突出一个“赏”字，欣赏美景，溢于言表，描绘一幅颇具滇池风物特色的风景画。下联勾勒云南的历史，重在一个“叹”字，追根溯源，展示出一幅耐人寻味的历史画卷。
长联脍炙人口、驰誉海内。统治阶级嗅出了它的叛逆气息，道光年间，云贵总督阮元曾对长联大加篡改。李利民告诉记者，阮元曾说：“孙髯原联，以正统之汉、唐、宋、元伟业丰功，总归一空为主，岂不乎说到我朝？”故将“北走蜿蜒、南翔缟素”改为“北倚盘龙、南驯宝象”，隐含他效忠北方清廷，以“驯”云南人民之意，还将“伟烈丰功”改为“爨长蒙酋”，把原指的封建帝王换成地方首领，使长联主题思想由反封建变为维护封建统治（即所谓“扶正消逆”）。其余如将“披襟岸帻”改为“凭栏向远”，将“梳裹就风鬟雾鬓”改为“衬将起苍崖翠碧”，等等。阮联悬挂出来后，“滇中人士，颇多烦言”，社会上流传起这样的民谣：“软（阮）烟袋（芜台为阮元的字）不通，韭菜萝卜葱。擅改古人对，笑煞孙髯翁。”当阮元任满调走后，大观楼又换回了孙髯翁原联。
据《孙髯翁传奇》记载，毛泽东在一本清版的《楹联丛话》中读到孙髯翁的长联，加了圈点，十分欣赏，能背诵如流，对书中收录阮元篡改的长联十分讨厌，旁批：“死对，点金成铁。”
一字之差隐含研究价值
正如岳阳楼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黄鹤楼以崔颢的《黄鹤楼》、滕王阁以王勃的《滕王阁序》显名一样，大观楼闻名天下，便是因为有了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这副长联在昆明人心目中既亲切又神圣，寄托着昆明人对这片土地的深深敬仰和对未来的期许。年逾花甲的老昆明人杨燕青就是如此，他把半生心血花在了研究大观楼长联上，而这都源于一套祖传百年的屏风。
“在我六七岁时，这套屏风就放在家中厅堂里，两扇一组分作两包藏在我奶奶的寿材棺木后面。但在此前这套屏风来自何处，何人收来却已无从考证。”杨燕青说的这套红木金漆四扇屏风，上面便镌刻着大观楼长联，落款则是咸丰八年（1858年），正是原联毁于战火之后两年。
杨燕青家历代从商，家住昆明东寺街，即便遭遇过各种不测，这套屏风却被一床毡子裹着，一藏就是几年。后因家境陷入困厄，这套屏风最终从杨燕青家流失出去。“虽然从我家流失了，但我一直在留心寻找，还好由于屏风体积较大，运输不便，流失得不远。1992年我发现了它的踪迹，1995年我花重金把它收了回来。”为保护屏风，数十年来，杨燕青不惜散尽家财，之所以如此珍视这套屏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屏风所刻大观楼长联与1888年重立的大观楼长联有着细微差别，即下联中的“只赢得几杵疏钟”和“只落得几杵疏钟”。“赢”与“落”一字之差引发了杨燕青的考证癖，因而一说起大观楼长联，杨燕青便如数家珍。
几十年来，杨燕青与这套屏风默默相守，一直秘不示人，只在2015年将这一藏品亮相于一场公益活动中，引起不小轰动。据云南省文物鉴宝专家鉴定，这套屏风所刻大观楼长联或是孙髯翁原作，是珍贵的历史文物，极具研究价值，比现今悬挂于大观楼由云南著名书法家赵藩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重书、落款为“云贵总督岑毓英重立”的长联还早30年。专家推测，这套屏风在民国时被重新上过漆，雕刻也符合咸丰年间的风格。在专家看来，大观楼长联毁于1856年，而这套屏风是同时代的东西，屏风属咸丰年间产物，上面的隶书是不是当时孙髯翁的字体和原作，为什么有一字之差，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刊记者 欧阳小抒/文 郝亚鑫/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