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鸭绿江前，我们在安东（今丹东），就能看到美军把朝鲜新义州炸成了一片火海。到处都是火焰，浓烟弥漫在江面上空。我们心里都憋着一股气，一定要守好祖国的大门，不能让他们过来糟蹋我们中国人。”73年过去，回想当初跨过鸭绿江的初心，今年96岁的谢应鸿仍记忆犹新。

遭子弹击穿颈部

谢应鸿1927年出生于弥勒县（今弥勒市）虹溪镇，1940年入伍。

“我们在乌龙山剿匪半年后，接到通知准备入朝作战。”时年23岁的谢应鸿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184师552团赶赴沈阳集中，担任侦察连连长的他接到训练通知。入朝前，部队安排谢应鸿接受驾驶培训，训练内容就是驾驶车辆不断前进、后退。谢应鸿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应对敌军飞机的轰炸，“看见炸弹在前面就倒退、炸弹在后面赶紧向前开，这样才能避免被击中”。

跨过鸭绿江，过了新义州，谢应鸿随部队坐火车来到三所里。天黑后，二三十架敌机开始狂轰滥炸。天亮后，谢应鸿才发现牺牲了12名战友。“我们和美军为争夺一个高地打了很长时间，连队有一半以上人员伤亡。我们在坑道里，一次又一次被炮弹掀起的土块埋住。炮火过后，又从土堆里钻出来投入战斗。”在谢应鸿记忆中，身边有一名新兵，大家叫他“小范”。轰炸结束后，谢应鸿连叫他好几声都没有反应，观察他全身都没有伤，原来是被炮弹震晕的。“小范醒来还对我说:‘班长，原来你没死呀？’”此时，敌军又开始新一轮进攻，谢应鸿用土块把小范挡好，重新投入战斗。

就在谢应鸿观察战况时，敌军的飞机又俯冲过去，一阵机枪扫来，他只觉得背上一麻，隐隐作痛。用手一摸，颈部被击中，热血喷涌而出，脑子里“哗哗”作响，人随即失去知觉。“你们看，这个地方现在还有一个大疤。”谢应鸿醒来时已经躺在哈尔滨的医院里，苏联专家为他做了手术。

活捉一车敌军

“保家卫国”这几个字一直在谢应鸿脑海中萦绕，因此，颈部的伤刚痊愈，他便迫不及待地申请重返战场，在三所里青松坡一带负责侦察。一天夜晚，谢应鸿和翻译张结开车，准备将高粱米送到前沿阵地。

张结是毕业于南京大学的高才生，在部队担任排长。“那时，为避免被敌军发现，行车都是不开灯的。”谢应鸿回忆说，行到半途，迎面遇到一辆美军大卡车。隔着一段距离，双方就预先用车灯联络。“我听到对面车上有人‘叽里咕噜’在说话，问张结他们说的是什么语？他说是英语，我就知道是美军的军车。我们只有两个人，该怎么办？”俩人商量一番后，决定趁对方还没摸清底细，上前偷袭。

此时，美军以为谢应鸿的车上坐的是长官，也没敢靠近。“后来，我们熄灯下车，美军车上也下来一人，像是要到我们这边来弄清情况。我一下子从雪地上跳起来，一把勒住他的脖子，用匕首划过去。那家伙都没回过神来，就重重地倒了下去。”说起这段往事，谢应鸿难掩激动之情。车上的其他美军听到响动，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张结马上用英语回答，让他们别讲话。

谢应鸿和张结迅速钻进驾驶室，开着美军卡车径直驶向志愿军营地。快到营地时，谢应鸿放慢速度，让张结悄悄下车回部队报告，自己则拉着美军继续兜圈。几百米的路程，谢应鸿硬是开了半个钟头。等车上的美军发现异样时，张结和董副团长已率领一个连的战士堵在路上，用英语朝车上的美军喊话，要他们下车投降。“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他们才把枪丢下来，一个个下车投降。”谢应鸿说。

穿越火线炸碉堡

“一个美国兵用刺刀向我戳来，一刀刺在我的手臂上，厚厚的6层衣服全被戳穿，血流出来。我忍痛抡起枪托，朝他脑袋上猛砸，那家伙一下子被砸倒了。”在上甘岭战役前，谢应鸿遭遇了一场死里逃生的肉搏战。很快，他所在侦察连又接到新任务——侦察敌人火力情况。

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鏖战正酣。谢应鸿带领张结等人赶了2天路，来到上甘岭战役第四作战区的小尖山上。“那时，美军的飞机一天轰炸几回，我们躲在山肚子的作战坑道里。但敌军还有双碉堡，用4挺机枪朝我们扫射，还用探照灯刺激我们的视线，让我们无法还击。”谢应鸿说，被狂轰滥炸后，整个山头被削去数米。

“当山头被削得只有三四米厚时，连长问我：‘小谢，怎么办？’我回答：‘这是一颗钉子，要拔掉。’连长说：‘怎么拔？’我说：‘我来想办法。’”于是，谢应鸿和张结背着炸药和火线出发。沿途荆棘密布，谢应鸿用随身携带的匕首削断荆棘，砍出一条路。原本只需50分钟的路程，硬是走了2个小时。谢应鸿和张结在距离敌军机枪2米的地方停下。“我对张结说，我去炸后面的探照灯，你在机枪附近埋炸药。”一切准备就绪，二人打好手势后，拼命往前跑。片刻就听到“轰隆”作响的爆炸声，探照灯和机枪都被炸毁。

战争结束后，谢应鸿于1954年12月回到祖国，主动要求前往农村工作。离休后，在红河州弥勒市生活至今。在战场上，谢应鸿10余次负伤，但他却说：“能为保卫世界和平献出热血，我一生都感到光荣和自豪。”

本刊记者 谭江华/文 郝亚鑫/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