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林对几何尚有心得。现寄上《华罗庚先生》一文，你可以给他看。华罗庚是学徒出身，工余补习功课，任中学教师因资格不合格被免职，现在竟任西南联大教授，且被爱因斯坦聘去解决数学问题，真是了不起。这篇传记可以做易林的模范。”这是1944年7月12日，著名作家、戏曲研究专家赵景深写给妻子李希同的信的片段。信中特别附了《华罗庚先生》一文，是为有几何学习兴趣的爱子赵易林准备的。

赵景深认为，比自己小8岁、学徒的出身的华罗庚，以初中学生的资历自学成才，成为连爱因斯坦都关注的著名数学家，非常了不起，堪为爱子的学习模范。赵景深写此信时，华罗庚正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此时，他的故事已传遍海内外。

从英伦返回祖国

1936年，华罗庚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从清华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在妻子的陪同下，华罗庚途经上海，住在福州路江苏旅社。

得知老友来沪，时任上海美华女子中学训导主任虞寿勋立即前来看望。虞寿勋问华罗庚：“今日乘长风，破万里浪，远离故乡，你有何感想？”华罗庚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只想如何为祖国争光。”虞寿勋不禁肃然起敬。临别时，他祝愿华罗庚一路顺风，为国珍重。

身处异国他乡，也常有国内的朋友与华罗庚保持信件往来。但因部分朋友只写“剑桥大学华罗庚收”，导致信件常有丢失情况。为此，华罗庚将详细的通信地址通过《清华周刊》周知友好，并说：“我平素有马上复信的习惯，希望没有收到我的复信的朋友，不要以为我忘记了你们！国内朋友的来信，在我看来比金镑还宝贵得多呢。临风写意，寄给忆念我的朋友们。”表达了对祖国友人们深深的眷恋之情。

“七七事变”爆发数月后，华罗庚得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一起，先在湖南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很快又迁到昆明联合办学。他一边让妻子吴筱元带着孩子赶到昆明，一边放弃剑桥大学优渥的条件，计划前往西南联大任教。

临行前，有人劝他“不必冒此战火炽烈的危险，留在英国各大学讲授数理，必受欢迎”。然而，华罗庚归国心切，决心突破一切困难离开英伦前往昆明，与大后方的广大学人一起共赴国难。

挂布分屋共容膝

得知华罗庚即将来昆任教，联大理学院同仁自然欣喜难抑。华罗庚前往剑桥大学进修时，还只是清华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员。但此时，他在数学界的盛名，早已打动联大同仁，该以什么身份聘任这位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的数学家呢？

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在杨武之教授等力挺之下，经教授聘任委员会一致表决，决定越过讲师和副教授两级职称，直接破格提升华罗庚为正教授。这是华罗庚从初中生到中学教员、从中学教员到选人一向以严著称的清华大学教员、再从大学教员到大学教授的三级跳，打破了中国教育界的又一项纪录。这一年，华罗庚28岁。著名教育家周培源评价道：“这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中还没有第二人。”

刚到昆明时，华罗庚一家与闻一多一家住在昆明城外二十里地的乡下，吃住都在一起。小厢房楼上住人，楼下院子则是马槽和猪圈。对往事，华罗庚这样描述道：“一九三八年春，学校迁到云南。为躲避日寇的飞机轰炸，一多先生举家移居在昆明北郊的陈家营。我们一家走投无路，也来到这里。一多先生热情地让给我们一间房子，他们一家则住在连通在一起的另外两间房子里，两家当中用一块布帘隔开，开始了对于两家人都是毕生难忘的隔帘而居的生活。”

他记得，“在陈家营闻先生一家八口和我们一家六口隔帘而居期间，我俯首搞数学，他埋头搞‘槃瓠’，先生清贫自甘的作风和一丝不苟的学风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为此，他曾作诗一首：“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以民族利益为先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为了把科学研究与祖国建设相结合，华罗庚始终默默地与艰难的环境苦斗。每天心无旁骛地工作10个小时以上，是华罗庚在物价飞涨的时代洪流中，宁愿清贫也不愿研究时间被占去的无声宣言。白天，他在学校里教授数学课程；晚上，则在一盏破旧的菜油灯下，伏案进行数学领域的高端研究。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昆明的偏僻乡村里，与六畜为伍的斗室中的情况，白昼则群蝇密集，黄昏则一灯如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搞出一些东西来……”华罗庚感慨道，“那时候的昆明可以住的房子并不是没有的，但是穷教授的全部薪金哪里够付房租呢！电灯也不是没有的，但是那时候它的功能似乎是为了‘打麻将’，而不是为了读书，搞科学研究用的。书籍杂志不必说了，无有！助手也不必说了，无有！即使有，也早已跑仰光做买卖去了！”他于1941年春节后不久完成的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昂扬的斗志中写成的。

华罗庚并非一个埋首象牙塔而不问世事的人。在联大“五四”纪念晚会上，他表示：“达尔文认为‘适者生存’，当时社会上的‘适者’是贪官、污吏、奸商，而不是学科学的，科学家是不适者，不奋斗便只有死亡的一条路。那么科学家应该怎样呢？撤退或投降都是不行的，因为那就要被剿灭掉！科学工作者是一支孤军，处于极不利的地位，但是我们若再后退，以后恐怕又得从头来！我们要把民族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不要让科学的种子拔掉！”

这是振聋发聩的时代之声。这样的时代骄子，不仅于赵景深而言是孩子学习的模范，于所有中国人而言，也都是值得效仿的榜样。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