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是孔子在《论语》中对君子的要求之一，即君子应有坚定的信念、喜欢学习，一生坚守正道，至死方休。贤臣薛瑄学行一致、求实致公，是明朝第一位从祀孔庙的贤臣。薛瑄的为官经历和治学理念，让人受益良多。

从文学少年到矢志理学

薛瑄出生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山西河津（今运城市）人。在中国思想史上，薛瑄被认为是河东学派的开创者，河东学派以坚守与发扬程朱理学而著称。

然而，薛瑄十来岁时却是个十足的“文学少年”，写得一手好诗。薛瑄的青少年时期，跟随在外地做官的父亲薛贞生活。薛贞听说高密的魏纯、海宁的范济两位先生理学造诣深厚，便礼聘他们做薛瑄的老师。薛瑄接触理学后，感叹这才是做学问的正道，遂将昔日所写诗稿付之一炬，废寝忘食地阅读理学著作。

永乐十八年（1420年），薛瑄在河南参加乡试，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次年高中进士，由此进入仕途。此后，由于父亲、继母相继过世，按照传统礼制，薛瑄必须守制3年。待其重返朝廷时，已到了明英宗正统初期（1436年～1449年）。薛瑄被任命为山东提学佥事，即掌管学校、教育业务的官职。

上任后，薛瑄将朱熹为白鹿洞书院编制的学规颁发给学生，希望他们以此自我约束。白鹿洞书院学规是中国书院史上最著名的学规，不仅揭示了学习的目的和顺序，还谈到学生在修身、处事、接物上的规矩。

薛瑄在提学佥事任上相当尽职，常为学生授课，答疑解惑。他为有才华的学生留下发挥空间，不多加干预；对学业不精的学生则很严格，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当时，正是宦官王振在朝中得势之时，他毫无顾忌地结党营私。一日，王振问内阁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我家乡中人有谁可以在北京做官？”王振是山西大同府蔚州人，“三杨”回答薛瑄可以。因此，薛瑄被召回朝中任大理寺左少卿。

秉公问政不向奸邪低头

王振开始对薛瑄心生不满，是有一回在紫禁城东阁议事时，其他官员见到王振都快步迎上前毕恭毕敬地行礼，薛瑄却不为所动。不久后，王振就借机报复薛瑄。

薛瑄任职的大理寺，主要负责审理案件、管理监狱等。其中一桩军官之死的案件，薛瑄发现背后另有隐情。原来，该军官死后留下一妻一妾，一个叫王山的人贪图军官之妾的美色，打算纳妾。但军官之妻不同意，王山便教唆军官之妾指认军官之妻是元凶。

薛瑄觉察内情后，多次要求重新审理。但由于王山是王振的侄子，王振便安排都御史王文诬蔑薛瑄等人罗织王山的罪名，又安排言官弹劾薛瑄收受贿赂。薛瑄被捕入狱，被判处死刑。

薛瑄写过一部《从政录》，认为居官有“七要”：“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洽事。”具体到断案上，薛瑄提出“四要”：“公、慈、明、刚。公则不偏，慈则不刻，明则能照，刚则能断。”没想到，薛瑄践行自己的居官之道、断案之道，竟招致杀身之祸。

薛瑄即将行刑当天，王振发现自家一名老仆在灶台边哭泣，便问他为何哭，老仆说：“我听说薛夫子今天要被行刑，所以哭泣。”王振又问：“你怎么知道有个薛夫子？”老仆说：“他是我的同乡。”老仆细数薛瑄的种种善行，竟使王振有所感动，遂免其一死。此后，薛瑄回到家乡，以讲学为业。

明代宗即位后，薛瑄继续在大理寺任职，任大理寺卿。有一年，苏州、松江一带发生饥荒，一些贫苦百姓想从有余粮的富户家中借粮渡过难关，遭拒后，火烧富户的房子，逃到海上。内阁大臣给参与此事的200多人定了死罪，薛瑄认为，他们虽有罪过，但都定死罪不妥，遂竭力争辩，让部分人免除死罪，体现断案应“慈则不刻”的原则。

借生活之事反思德行

退休回乡后，薛瑄仍以讲学为业，至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逝世。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朝廷下令薛瑄从祀孔庙。

从祀孔庙是中国古代读书人能够企及的最高荣誉，一个人能否从祀孔庙，要经过长期讨论，朝廷对该荣誉的颁授慎之又慎。在一份支持薛瑄从祀孔庙的奏议中，一位官员称其“诚文行一致，学业大成之真儒也”。薛瑄的“行”，前文已充分展示；他在“文”方面的成就，主要是撰写《读书录》十一卷和《读书续录》十二卷。

薛瑄的儒学思想主要体现于《读书录》。对于推崇朱熹哲学体系的薛瑄而言，《读书录》是其读书与思考的心得体会，每一段篇幅都不长，但因为感悟源于生活，通俗易懂。

薛瑄敬佩北宋理学家张载，他撰写《读书录》的原因之一，是张载曾说：“心中有所开，即便札记，不思则还塞之矣。”他读到张载的“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感到大有益处，竟从睡梦中惊醒。薛瑄从中领悟到，自己之所以在德行上没有大的进步，在于未将旧的观点与习惯涤荡干净，所以“为善而善未纯，去恶而恶未尽”，希望自己开创新的人生境界，一言一行都要合于道。

《读书录》中常看到“中夜以思”的字句，指的是结束白天繁重的行政事务后，夜深人静时，正是反思自己的好契机。薛瑄反思了什么？一是“公”字，“只公之一字，乃见克己之效验”。如何检验一个人是否克制了自己的欲望，就看其是否做到了公。二是“实”字，“为学最要务实，知一理则行一理，知一事则行一事，自然理与事相安，无虚应不切之患”。

明朝历史中，只有薛瑄、胡居仁、陈献章、王阳明4人获得从祀孔庙的礼遇。其中，薛瑄是明朝最早从祀孔庙的学者。薛瑄与其开创的河东学派在当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而薛瑄的人格风范、求实致公的追求、在生活中时时反思自己学行的品德，也给今人以启迪。

摘编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