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云南省博物馆的参观者，但凡在“开疆戍边——元明清时期的云南”展厅中欣赏过一顶名为“金镶红蓝宝石冠”的明代束发冠，一定会叹其绝世奢华。根据文物出土史料记载和文学作品描述，在明代，男女皆可戴冠。在制作方法上，明代金银冠大量采用累丝、锤揲工艺，并镶嵌各色宝石，使其显得雍容华贵、富丽非凡。作为国家一级文物，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这顶金镶红蓝宝石冠，堪称明代女冠中的精品。

沐氏墓中出土“最美女冠”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呈贡王家营是距昆明市区东南20公里的一处高地，属于郊外的风景区。清雍正三年（1725年）《呈贡县志》载，明清时期，此处即有“龙山花坞”之称，明初为云南最高统治者沐英家族的庄田和营地，一直到清初，沐氏庄田才改属吴三桂。

1956年，当地农民在王家营的龙山东侧发现一座墓。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注：1988年更名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员熊瑛赶赴现场，发现墓内随葬品已被取出，惟墓室尚完好。后收集回一部分器物，但原来的位置已不清。到1963年底，当地农民又在此地陆续发现五座墓，当时供职于云南省文物工作队的著名考古学家、博物馆学专家张增祺与同事杨天南等人前往清理发掘。

据该墓墓志和封土中的碑文得知，这六座墓，三座系沐氏墓，两座为郭氏墓，另一座虽无明确记铭，但张增祺根据其墓室结构、位置及随葬品观察，判定可能是郭氏墓。在沐氏墓中，出土了两顶金冠，其一即为金镶红蓝宝石冠。

金镶红蓝宝石冠出土于沐崧夫妇合葬墓。根据出土墓志可知，沐崧为黔宁昭靖王沐英六世孙，其妻徐氏为明开国功臣徐达的玄孙徐俌之女。从墓室考古发掘的清理报告来看，沐崧与徐氏虽合葬一处，但墓室分离，相距10厘米。考古人员进行清理时发现，沐崧墓已遭破坏，出土器物不多，但幸而有这10厘米的距离，保护了徐氏墓完整无缺，才让后人得见金镶红蓝宝石冠的真容。

明代宝石产地来源广泛

据云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段铃玲介绍，金镶红蓝宝石冠是明代女冠中的精品，高10.5厘米，呈椭圆形，冠身以薄金锤制，四周焊接多层云朵形饰片，并镶嵌有50余颗红、蓝、绿、白诸色宝石，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冠顶插有嵌满宝石的如意金簪，冠两侧各有两个小孔，用四支金簪插入冠内发髻之中以固定冠身。令人疑惑的是，尽管金镶红蓝宝石冠是在徐氏墓中发现的，关于徐氏的介绍却未见更多文字，难以形成完整的叙事。金冠无言，但至少可以通过它的艺术语汇，呈现出贵族女性生活中的一抹时代气息。

段铃玲指出，明代中晚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女性的装束打扮也因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发生改变。妇女喜欢穿戴金银首饰，特别是对贵族、皇室仕女而言，金银饰品是梳妆的必需品。明代女性的头饰有挑心、分心、掩鬓、束发冠等，现存可见的多出土于帝王公侯陵墓。这些饰品在时代风格特征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束发冠的数量稀少、极为珍贵，但表现在品类上，却是花样翻新、千姿百态。

据了解，在明代，除我国的云南、辽东、新疆地区外，如今的泰国、斯里兰卡、印度、缅甸、菲律宾等国家都有宝石出产。从文献记载来看，多国曾进贡宝石，缅甸、斯里兰卡和印度更有中国人直接参与宝石取采或贸易的明确记录。由此可见，明代宝石产地来源广泛。

工匠不对珠宝做特殊加工

在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副主任谷娴子撰写的文章《从出土资料和文献记载看明代宝石的使用与来源》中提到，明代所用宝石粒径大小不等。从出土实物来看，最小的宝石粒径仅有约2毫米，最大的宝石为梁庄王墓出土的帽顶所嵌蓝宝石。

明墓出土的宝石绝大多数为弧面型，可见随形、圆形、椭圆形、橄榄形等，个别雕刻成形，未见几何刻面。宝石表面虽经抛光，但是可见麻点、下凹和孔洞。天然凹陷处也未做仔细处理，个别脱落者可见底部为粗精平面。此外，宝石的镶嵌工艺多见包镶，其次为爪镶，也有拴丝镶，或仅打孔后穿系固定。包镶的宝石下方或有棉花类垫衬物，并在宝石上再打孔穿线以加固。爪镶的宝石多见二、三或四爪，爪作长条状或小三角形。有时包镶、爪镶技法共用。

明代金器制作在沿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借鉴了其他手工制作业的技法。日臻成熟的制作技艺，让精美的黄金、玉石和珠宝等名贵物品融为一体，色彩斑斓，交相辉映。自郑和下西洋以来，随着边境集市相继开放，受社会奢侈风气影响的贵族开始斥巨资搜寻全国各地的工匠为自己服务。关于这一点，段铃玲特别提到，从金镶红蓝宝石冠可以看出此类束发冠宝石镶嵌技艺的一个特点，即工匠不对珠宝做特别精细的加工，仅根据其原本的形状进行镶嵌。“所以，束发冠上的宝石形状是多样的。”段铃玲说。

本刊记者 谭江华/文 郝亚鑫/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