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首句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个人一生最大的成功不是建功立业、著书立说、富贵荣华，而是拥有高尚的品德。世界上能拥有富、贵的人很少，因而富、贵无法成为普遍意义上的成功，但“德”人人都可以通过修身获得，具有普遍性、非功利性。《史记》把《伯夷列传》作为列传之首、把孔子列入世家，也是出于有德者居上的考虑。

“德”字蕴含的思想精义

“德”字的甲骨文字形是“行”与“直”的结合，表达人在街道上向正前方直道而行之意；“道”字的甲骨文字形是“行”与“人”的结合，表达人在街道上行走之意。可见，“德”字与“道”字的甲骨文字形相似，且都具有共同、规范等含义，所不同的是，前者比后者多了“直行”之意。因此，《道德经》将“道”与“德”并列论述有着悠久的传统和渊源。与此相互印证的是，《论语·述而》也认为，“德”与“道”以及“仁”、“六艺”有着内在联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德”字的金文字形在“直”字下面加了一个“心”，意味着“德”字的含义从“直行为德”发展为“直心为德”，反映了殷周之际发生的文化变革。“直”字的甲骨文字形为“目”与直线的结合，表达直视、正见之意，引申出正直、公正、正义等含义。

《孟子·离娄上》有一段论述，精准地表达了“德”字本身蕴含的文化精神与思想精义，“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德”是天人合一的产物

古人认为“德”源于天，例如，《论语·述而》说：“天生德于予。”“直”字的甲骨文字形也似乎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把“目”上方的直线看作光线的话，那么“德”与天便可建立起联系，而这一假设绝非无端揣测。

《诗经·小雅·大东》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论语·卫灵公》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可见古人以矢喻直、喻德，而最直、最远之矢为太阳光线。

《墨子·经说下》说：“景，光之人，煦若射。”因此，矢与光线，进而与时间有了内在联系。古文字学家冯时认为，“矢所具有的直与时间的双重象征意义决定了陶寺圭表以矢镞垂正槷表的独特做法，反映了圭表致日的固有传统”。可见，“光阴似箭”的观念有着异常久远的源头。

先民在观象授时、圭表致日的过程中，发现天具有因理性守时而表现出来的信、诚、公、直、明等高尚品德。这些品德也体现在观测者（圣王）朝乾夕惕、公而忘私、兢兢业业制定历法、指导农时、服务民众的高尚行为上，从而构建起“德”（品德）与“道”（天道）的内在联系。《周易·乾·文言》对此进行了全面总结，明确指出“德”是天人合一的产物。

提升道德修养是成功的路径

上古时期，天文历法学是维护统治的主要科学和工具，统治者掌握观象授时的权力，天文历法学知识也只在统治集团内部私相传授，例如，《论语·尧曰》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从春秋时期开始，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观象授时在维护统治中的作用日益降低，“德”也不再为圣王独有。以孔子创办私学为标志，知识和“德”的话语权开始从统治者手中转移到知识分子手中。

由此我们会注意到，孔子之前，圣人同时也是统治者——圣王；自孔子始，圣人也可以是不在位而有德的知识分子。不仅如此，文化巨人普遍阐发人人具有德性，可以成为圣人。例如，《孟子·告子下》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性恶》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大学》则论述了人皆可以成为圣人的实现路径，仁体现在子女身上是孝，体现在父母身上是慈，体现在君主身上是仁爱，体现在臣子身上是恭敬，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上是诚信，每一方面做到至善都是仁。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不论高低贵贱和社会分工，只要努力修身，提升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都是成功的人生。

《周易·坤卦·文言》和《孟子·尽心上》认为，随着道德修养提升，一个人会发生由内而外的变化，“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孟子·尽心下》则提出了道德修养提升的几个阶段，“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史记·五帝本纪》认为“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陶寺时期天文历法的巨大进步可与此相互印证。从此，先民把个体生命的有限人生与无限光明联系在一起，确立了“充实而有光辉”的人生意义。所以“德”常与“明”连用为“明德”。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发展出庞大的美德体系，涵盖信、诚、公、直、明、仁、义、忠、孝、善、良知等，为不同的个体生命提供了不同的成功路径。虽然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地位有高低、财富有多少，但只要心中有“德”，都是充实而有光辉的成功人生。

摘编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