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出众的文学才华，加上汪曾祺经典散文的介绍，让沈从文备受关注。他和朱自清、闻一多、穆旦、汪曾祺等，都是西南联大这所战时大学中“文学家里的文学家”，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

发展文艺最理想的环境

七七事变后，在敌寇枪炮声时常可闻的险境下，沈从文怀着一颗爱国之心，仍不愿迁离北平。直至1937年8月11日晚，受教育部密令，他才决定随北大、清华教职员撤离，与梅贻琦、杨振声、叶公超、周培源、钱端升、张奚若等一起，乔装赴天津。又辗转烟台、南京、武汉到达长沙，与杨振声、朱自清一起替教育部编纂教科书。

1938年1月中旬，教科书编辑处决定迁往昆明。一个月后，长沙临时大学启程迁滇。4月13日清早，沈从文也从沅陵（隶属湖南省怀化市）出发，途经贵阳，于4月30日抵达昆明。在这个发展文艺最理想的环境中，他的心情异常舒畅，以忘我的状态构想着“雷雨后的边城”，构想着“翠翠如何离开她的家”。他一个人坐在桌边冥想，然后永不厌倦地写作。他觉得，“世界就是这种‘发狂’的人造成的”。

到昆后，沈从文与杨振声、萧乾等聚集于翠湖边青云街217号一个杂院的楼上。当时，联大学生萧珊、杨苡等借住于楼上一角，傅雷夫妇住楼下（傅聪刚出生），刺杀军阀孙传芳的女杰施剑翘则住后院。从此，这里成了一处名流雅士云集的“文化会客厅”。

据时任云南大学教授的施蛰存回忆，当时，“从文只身一人，未带家眷，住在一座临街房屋的楼上一间。那种楼房很低矮，光线也很差，本地人作堆贮杂物用，不住人。从文就在这一间楼房里安放了一只桌子、一张床、一只椅子，都是买来的旧木器。另外又买了几个稻草墩，供客人坐。从此，我和从文见面的机会多了。我下午无课，常去找他聊天。渐渐地，这间矮楼房成为一个小小的文艺中心。”

对古董旧物萌发兴趣

在昆明，除了沉迷于写作，沈从文还沉浸在淘古董、寻旧物的生活中，对西南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据沈从文回忆：“到昆明后，为办伙食用具，去青云街陶器店选择，忽发现木架上层，还剩余一批满是灰尘的旧货。绿釉黑釉陶器，都汁水浓厚，温润无匹，形制尤古秀动人。有四楞瓜式和带盖筒奁式，犹完全保存定窑风。有些鼠灰釉釉面毛毛的，胎质薄而带青灰，竟和传世越窑如嫡亲兄弟……更大发现还是能容三斗的大奁，上下四周人物繁复重叠，纯暹缅风，内中套盒却如唐镜花纹，壮与秀并。又得到一个仿铜器有提梁的朱墨二色漆篮，四只脚，中部透空，有盖活动却不能取下。设计真可说朴茂典雅，形制完全如汉器。这点小小发现，引起我对于西南漆器更深的爱以及更多的关心，几乎把陈列市上能买的全买到了。”

作为那段岁月的见证者，令施蛰存印象最深的，还有与沈从文相约福照街逛夜市的情景。他说：“昆明有一条福照街，每晚有夜市，摆了五六十个地摊……我初到昆明，就有人介绍我去‘觅宝’，开头是和李长之、吴晗一起去，后来沈从文成为我逛夜市的伴侣。”

因避空袭乐居乡间

到昆不久，沈从文参加了文协昆明分会的筹备工作。1939年11月上旬，由沈从文的九妹沈岳萌同行，夫人张兆和携儿子龙朱、虎雏逃出北平，由上海赴香港，再转道越南海防，通过滇越铁路奔赴昆明，全家终于团聚。

同年底，沈从文和家人一起转住北门街唐公馆对面的一座小楼上，距离他和杨振声编教科书的青云街6号办公室极近。由于北平时期就已熟识的闻一多等众多友人都已南来，这里亦成为一处热闹的文艺工作者聚集地。

在昆明优美的环境中，接踵而至的却是日机空袭，尤其是物价日渐高涨的威胁。1939年5月12日起，沈从文不得不像迁来此地的其他文化人一样，另寻安全之所。从此，他常年往返于昆明城和呈贡乡间。1939年6月至1944年8月，沈家乡居于呈贡龙街杨家大院。此后至1946年1月，则长住于滇越铁路车站附近的桃源新村第8栋和第12栋。沈从文自己在城里的住所，自1940年6月起从北门街搬到文林街师院宿舍（与卞之琳、孙毓棠同处一室），10月起又搬至文林街20号（联大结束前才搬昆中北院宿舍）。

1939年6月27日，联大常委会决定越过助教、讲师，直接聘沈从文为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1943年7月，又正式改聘为教授，充分体现了联大对这位硕果累累的新文学作家的至高礼遇。到联大任教后，一周中，沈从文只有3天在城里教习作，剩下几天则在呈贡和家人生活。对于城里、乡下两头跑的生活，他非常满意，并致信大哥沈云麓说：“教了十年书，一星期四小时，此外即自由处置，天不管地不怕。”还颇为自得地说，在呈贡的生活，“真是最值得记忆，一切似乎都安排对了，一切都近乎理想，因此一家日子过得非常健康。人家要过节时才把家中收拾收拾，我们倒像每天都在过节似的。”

在桃源新村茅屋阳光满室的诗意画面中，他校改完成了长篇小说《长河》，也写成了《昆明冬景》等一批重要的作品。在这如其名一般和美的乡间，他会见了许多联大内外的朋友，使偏于昆明一隅的呈贡小城陡然间充盈着南腔北调的大学者、大教授、大学生，文教气息，一时称盛。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