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印章是身份和权威的象征。从代表统治权力的官印到代表个人的私印，从金、银、铜、玉到实木、象牙材质，从实用价值到审美价值，我国的印章文化可谓博大精深。

云贵高原考古发掘的汉代印章数量较多，其物件虽小，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用印制度和印章文化，也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相关历史问题的珍贵资料。本期，让我们走进云南省博物馆，探秘国家一级文物铜孟腾子母印背后的故事。

何人所属

在云南省博物馆馆藏中，有一枚略显“袖珍”的铜印，高约1.5厘米、边长约1.8厘米。仔细观察会发现，该铜印由一大一小两枚印章嵌套组合成一枚完整的印章。

“子母印也称套印，一般由大、小两枚或大、中、小三枚组成，始现于汉代，流行于魏晋。”据云南省博物馆保管部馆员平力介绍，在这枚子母印中，母印为辟邪钮，印文为阴文篆书“孟腾之印”；子印为龟钮，印文为阴文篆书“孟腾”。大印侧面镂空，小印可以嵌入大印中。两印印文均带边框，笔画较圆润，有鸟虫书风格。

1954年，“孟腾之印”和“孟腾”印于云南昭通市二坪寨梁堆墓出土。经专家鉴定，确定这是一套东汉时期的铜印。1972年，昭通文化部门又征集到“孟（音wán）”印，该印出土地点距“孟腾之印”出土的梁堆墓仅100米，封土几乎相连。“孟腾”印和“孟”印的先后出土，表明与当时的内地一样，云贵高原的汉式墓遗存中存在着家族墓地。

家族墓地的出现，能否为我们揭开孟腾其人的身份之谜？“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根据印文知道印章属于孟腾，无法从其他史书典籍中查到孟腾的相关生平。”平力说，“尽管印文中提到的可以佐证孟腾身份的历史信息不多，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来自南中孟氏这一豪族，代表了当时的地方势力”。

在两汉时期，昭通属于犍为郡管辖。在其管辖的12个县里，其中之一便是朱提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勇刊登于《考古》杂志上的《云贵高原出土汉代印章述论》一文中的分析，出土印章的汉式墓，其墓主多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根据印文可知，铜孟腾子母印与文献记载中的“南中大姓”有关，其持有者应为东汉南中大姓朱提孟氏家族的成员。

南中孟氏

提到三国时期的南中孟氏，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可《三国演义》毕竟属于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罗贯中是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解，以及民间的三国故事传说等内容进行加工创作的。

“‘七擒孟获’的故事不一定可靠，但孟获其人在历史上的确存在。”据云南省博物馆保管部主任樊海涛介绍，尽管历史上有关孟腾的信息不多，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和孟获同属于南中孟氏家族，按照年代划分，孟腾可能还是孟获的祖先。

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历史上，孟姓曾是南中大姓。南中大姓指的是东汉、魏晋时期活跃在南中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豪族世家。南中的范围，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地区。在社会动荡的时代背景下，这些豪族世家的武装力量愈发强大，进而成为可以左右南中政局的地方势力，与代表王朝的官方势力和代表敌人的土著势力交织在一起。

根据史籍《汉纪》记载，三国时期，蜀汉先主刘备去世后，南中大姓起兵造反，丞相诸葛亮为了巩固后方，率领军队南征。在作战过程中，诸葛亮收用当地大姓，建宁郡爨习（领军），朱提郡孟琰（辅汉将军）、孟获（御史中丞）都被其用作官属。

“孟腾之印”的出土，为研究南中大姓朱提孟氏的族属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同时表明，蜀汉政权对南中地区的管理，推动了我国西南地区的开发，铜孟腾子母印便是以南中孟氏为代表的西南人群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有力证据。

见证融合

“孟氏家族早在两汉之际就从川西迁入云南，在南中地区影响力不小。”据樊海涛介绍，从昭通市二坪寨梁堆墓出土的相关文物中，可以发现汉文化对当时的“西南夷”及其周边地区带来的巨大影响。

根据清光绪年间出土于昭通白泥井的东汉《孟孝琚碑》上的相关内容，可以找出东汉时期内地文化在南中地区传播的证据。碑文叙述了孟广宗（字孝琚）的生平，其自幼接受汉式教育，12岁“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群书。孟孝琚未娶先聘，死于武阳，归葬故乡祖茔。孟氏家族的祖先可能为川西的少数民族，但汉代时已完全汉化。根据碑文记载，当时的南中豪族世家实行的婚丧礼俗亦与内地无别。碑的四周还刻有四神图案，说明他们的宗教信仰乃至艺术趣味均与内地一致。

而在梁堆墓侧面的另一古墓中，此后又出土了汉三联子母铜印一枚，印为合金青铜质，系大、中、小三个互相联套成一整体的子母印，同时出土的还有车马饰鎏金碎铜片、汉花砖、五铢钱等。这些深受汉文化影响的随葬器物与铜孟腾子母印一起，见证了南中孟氏一族与内地交流融合的过程。

如今，孟腾、孟获及更多孟氏后人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唯有那一段段广为传颂的故事和一件件静静沉睡的文物，为游客讲述着豪族世家的历史源流。

本刊记者 李宏刚/文

云南省博物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