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来，领袖及诗人毛泽东对传承和发展旧体诗起到了重要作用。我认真学习过《毛泽东诗词书法赏析》《毛泽东对联赏析》《毛泽东诗词集》等著作中的数百首诗词和部分书信，这些诗词和书信对我影响较大，体会最深的就是毛泽东诗词的语言艺术。

字里行间聚焦“抒情言志”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波澜壮阔，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前所未有。他的诗词里，表达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远大理想，“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坚定意志，“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凛凛风骨，“分田分地真忙”的时代情怀，“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雄浑气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超高境界。

这些震撼人心的诗句，都是在抒发毛泽东的伟大志向，构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例如，“风卷红旗过大关”“风展红旗如画”“红旗跃过汀江”“不周山下红旗乱”“红旗漫卷西风”“红旗卷起农奴戟”“壁上红旗飘落照”……正是“红旗”这个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意象，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红色诗词”。再如，“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他创造性地运用“红旗”“红军”“工农”“人民”等意象表述历史事件，将读者代入那个改天换地的伟大时代。正是这些作品，奠定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诗词的新格局；正是这些语言，揭示了诗坛守正创新的未来。

自“诗言志”提出以来，“言志”就成为诗词创作的正格正道。如何“言志”，历朝历代的诗人都作过探索。白居易总结了《诗经》《楚辞》、汉魏乐府以及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精神，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更加充实和发展了“诗言志”的具体内容。毛泽东诗词将“言志”“为时”“为事”的理论，发展成为人民、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创新但字字皆有来历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对联赏析》中记载，毛泽东阅读过的各种诗词数不胜数，亲自批注的诗词就有1590首。可见，毛泽东对旧体诗词的热爱、钻研与娴熟运用技巧之高妙。

我从这些批注中发现，毛泽东读诗、写诗绝不忽略一个字，更不放过一个字在全篇、上下、左右之间的照应与统筹兼顾，最终作品令人一个字都增减不得。例如，《菩萨蛮·大柏地》中的“雨后复斜阳”，是化用唐代温庭筠《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中的“雨后却斜阳”，虽然换了一个字，意义却更加深远。温庭筠的“雨后却斜阳”句之后是“杏花零落香”，显然“香”得凄凉、寂寞、乏味。毛泽东的“雨后复斜阳”句之后的“关山阵阵苍”，却“苍”得豪迈、雄壮、高远，“复”字更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与主线。

大柏地位于江西省瑞金市北，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取得大柏地战斗的胜利。大柏地战斗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为此后红军发展壮大积累了实战经验。1933年夏，毛泽东重返大柏地，触景生情，写下《菩萨蛮·大柏地》。一个“复”字，巧妙地“复”出了“当年鏖战”，“复”出了当年墙壁上的“弹洞”，“复”出了“今朝更好看”的关山美景。由此可见，毛泽东虽然运用旧词牌、化用旧词句，却创作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诗词，为旧词牌、旧诗句注入新的生命力。

用典精妙信手拈来

毛泽东以简洁的文字使诗意高雅、宏大、深远，用典必然有所存心而取其意。例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此处活用唐代文学家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中的大槐安国故事和诗人韩愈《调张籍》中的诗句“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作者借用典故，有力地嘲讽了霸权主义者的反华行径，彰显中国人民的志气。

又如，《水调歌头·游泳》是毛泽东既为长江的宏伟气势所鼓舞，又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建设场景所激励而创作，意在战胜建设新中国遇到的一切困难。全词以用典起兴，以用典推向高潮，以用典结尾。开头两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源于两首歌谣：一个是传统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一个是《三国志·吴书》中反对吴主孙皓迁都的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用“才”“又”二字将口语化的歌谣连接后，朗朗上口，可读可记。上片歇拍处直接原用《论语》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虽不变一字，却自然新颖、意境盎然，揭示了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规律，引出了“一桥飞架南北”。结尾借用战国宋玉《高唐赋》中的主人公神女之眼看世界，使她惊叹于“世界殊”。一首不足百字的词作，有老百姓的歌谣口语，有至圣先师的古老文字，还有神话故事的人物表情，彰显出毛泽东驾驭诗词语言的高超艺术。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产生了充满生命力的语言艺术，继而创作出伟大的诗篇。我们应该继承与弘扬毛泽东诗词中的语言艺术，创作出更多无愧新时代的优秀诗篇。

（原文收录于《毛泽东诗词观研讨会论文集》，本文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