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记载了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讫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的历史，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社会风貌和历史进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左传》集经、史、文于一体，蕴含丰富的修身智慧及治国理政思想。
依德行礼，以礼治国
春秋时期，宗周社会的礼乐文明走向瓦解，但社会变迁也引起了人们对礼的反思和重建。郑玄云：“左氏善于礼。”《左传》中礼的思想极为浓厚，对礼的由来、本质、作用等都有着深刻论述。《左传》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
《左传》对“礼”与“仪”作了区分。礼是内在德与外在仪的统一，其本质是敬，失去了本质与德行，礼就是徒有其表的“仪”，不能起到礼的作用。
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鲁昭公出访晋国，貌似各环节都没有失礼之处。晋平公认为，鲁昭公很精通礼。汝叔齐反驳道，鲁昭公懂的是“仪”不是“礼”。礼是用来保有国家根基、推行政令、无失百姓的。现在鲁国政令在三家大夫手里收不回来，有人才却得不到重用，破坏与大国的盟约还欺侮小国（鲁国趁莒国内乱夺取其郓地），在他人危难之际获取利益（趁莒国动乱夺取鄫邑），却不知道自己有危难。礼的根本与枝末就体现在这些方面。鲁国国君以仪为急务，反复演习，说明他离精通礼差得太远。这番话深刻说明了礼与仪的区别。
礼治是通过外在仪的要求与内在的德行相辅相成，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齐卿陈完请齐桓公饮酒，桓公认为陈完贤德，于是赴宴。夜幕降临，桓公意犹未尽，要点灯继续畅饮。陈完却辞谢说，自己只准备了白天设宴招待君主，没有料到夜里宴饮，因此不敢奉命。对此，《左传》评论道：“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陈完辞谢是不想陷桓公于不仁不义，因为礼是成仁成义的凭依和维系。
任人唯贤，选贤举能
中国自古以来崇尚任人唯贤、选贤举能，这在《左传》中有着丰富的呈现。
先说举贤。襄公三年（公元前570年），有祁奚荐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失亲”的故事。祁奚请求告老退休，晋悼公问谁可接任，祁奚先后举荐了自己的仇人、自己的儿子、下属的儿子。他举荐人才的原则是唯贤是举，无偏私、不结党、不谄媚，只要对方是贤德之人，能够胜任，便举荐出来。祁奚荐贤如此，全因自己就是一位贤德之人。
再说让贤。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年），晋国有两位将帅去世，晋悼公再次任命军队将帅时，上演了“一人让贤，其下皆让”的佳话。范宣子让中军帅，诸位将佐在接下来的任命中也都效仿谦让的善行。通过一系列让贤与任命，晋国再次合理安排将帅的位次。《左传》对此评论说：“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栾黶为汰，弗敢违也。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务乎？”王公大臣能够相互谦让礼敬，百姓自然能感受到和睦的气氛，晋国因此而太平，数世都蒙受利益。
最后说用贤。成公六年（公元前585年）的晋楚对抗中，晋国中军帅栾书的佐将有十一位，只有其中三位不主张出兵，栾书遵从了这三位的意见。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懂得如何用贤。如果以人数多少为标准，三人确实不敌八人。但是栾书认为，善为众之主。现在三卿是晋国的贤臣，他们的意见是善的，即使是少数，也应当以善的意见为主。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要想实现社会安定、百姓安居、国家富强，需要做的事很多。而《左传》称祭祀与军事是国家大事，是因为祀与戎都关乎国祚。这要从认识“祀”与“戎”这两个字入手。
“祀”的甲骨文，左边是“示”，右边像一个跪着的人形，是从祭祀时用于象征神主之位的形态变化而来。“祀”泛指祭祀。《说文》云：“祀，祭无已也。”通过定时举办祭祀，表达对祖先、对天地万物以及有功于国家之人的恭敬与感恩，教人饮水思源，知恩报恩。
“戎”的甲骨文，由“戈”和像盾牌形状的“甲”组成，是击打与防御的组合。戎的本义是兵器，引申为战争、军事。在古代，“干”也是“盾”之意，“戈”“盾”组合，可以联想到“化干戈为玉帛”。武力只在万不得已时才会使用，即便如此，也仍然视不战为上策。《孙子兵法》云：“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春秋年间征战频繁，《左传》记录了众多军事行动，因此，有人称其为“相斫书”。也正因如此，《左传》有着浓厚的慎战思想。
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申叔时论述“战之器”：“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行用来施以恩惠，刑罚用来纠正邪恶，和祥用来侍奉神灵，大义用来规范利益，礼法用来顺应时宜，诚信用来守护万物。如此便能上下和睦、处事顺达、所求皆备，人人皆知行动的准则，进而会听从国家召唤，这就是战争能够胜利的原因。
历观古今用兵之成败，非在作战之时，而在平素民心向背。正如《群书治要·政要论》曰：“兵之要，在于修政；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利之；利之之要，在于仁以爱之、义以理之也。”故此，兵戎之事也要以仁义为本。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古籍平台
摘编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