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逵去世，所患并非不救之症。假令经济宽裕，早日就诊良医，康复绝无问题。只因平日素来入不敷出，一再拖延未医以致于死……故云逵之死，不死于病，而死于贫困。此等学者，死去不须一秒钟者；再产生一位，却要几十年。”这是1944年元宵节后，化学家曾昭抡在《云南日报》上发表的《悼云逵》中的一段话。

得知比自己还小5岁的青年学者陶云逵殉身天南，曾昭抡心中有说不出的悲恸。他在文中痛惜陶云逵的英年早逝，更痛讨造成这位优秀学人悲惨遭遇的苦难乱世。

与云南的不解之缘

陶云逵，原名陶祖逵，字似龙，1904年生，江苏武进人。1924年天津南开中学毕业，1926年南开大学肄业，受我国首位人类学博士李济启蒙，对社会学、人类学产生浓厚兴趣。1927年，陶云逵赴德国留学，先后就读于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1933年获人类学博士学位。1934年学成归国后，任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编辑员。

1934年10月，史语所组织的云南考察团启程赴滇，研究地质、民族及人种。在蔡元培、丁文江、傅斯年、李济的赞助下，陶云逵率领的人种组，携带人体、面部、头部测量尺及眼色表、皮色表、发色表等测量仪器，赴个旧矿务公司马落革第二矿厂进行人类学测量。随后，由建水经石屏、元江至墨江，对当时的摆夷、窝泥等人种开展调查工作。而后，又与凌纯声率领的民族组会集，取道普洱、景谷、迤西至大理、丽江等地，考察当时的民家、麽些（㱔）等边疆民族。

据陶云逵调查报告之一《关于麽㱔之名称分布与迁移》称，至1936年4月，一年半之中，其足迹“北至毒龙河，南至九龙江（车里一带）”。在这次深入滇南、滇西各地的民族调查和人种研究中，陶云逵在彝族、傣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中测量了数千个个案的体质（其中仅西双版纳傣族的测量即约1000个个案），约10万字篇幅、数百张珍贵照片，成为极珍贵的“社会活化石”材料（据梁吉生《人类学家陶云逵小传》）。

这是陶云逵与云南的初次接触，奠定了其进行云南民族研究的基础，也促使他将体质人类学研究转入文化人类学研究。

勤奋努力的“云南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陶云逵几经辗转，再次到达云南。1939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翌年代理系主任。1939年11月起，由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借聘为讲师，讲授必修课《普通人类学》。1942年8月任教授，讲授《体质人类学》《西南边疆社会》等课程。

其间，1940年，因日机空袭昆明，陶云逵和云大社会学研究室主任费孝通组织系内同仁将研究室迁至呈贡魁阁。在这里，他们率领一批年轻学人，在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基础上，以“席明纳”（Seminar）方式开展学术讨论，这一学术集团被人们称为“魁阁学派”。

1942年6月，南开大学在昆成立边疆人文研究室，陶云逵兼室主任，主持创办学术刊物《边疆人文》。该研究室“一方面为石佛铁路的修筑做些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南开大学创办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机构，开辟科研阵地。”（据邢公畹《抗战时期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为了编好《边疆人文》，陶云逵亲自撰写文稿，并多方约稿，甚至亲刻蜡版，参加刊物油印和装订工作，使这一刊物很快成为战时我国社会学界的重要学术阵地。

在昆期间，由于城内找不到合适的住房，陶云逵将妻儿安顿在呈贡，自己则每周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往返于城乡之间。他抱着对现实生活的极大渴盼，忘我地投入工作和研究。他热情地对学生高华年说：“干干干！我们要埋头苦干十年八年，我们总可以干些成绩出来。云南这块研究语言人类学的好地方，就是我们的天下！”正因如此，陶云逵与费孝通、潘光旦、曾昭抡等人前往大理讲学时，其他人都利用难得的机会饱览秀美山川，而他却跑到一个渔庄住下，考察渔人的生活。他甚至想在当地的“民家”过年，借此研究当地的民族形态。他还曾计划在1944年启动对苗族的研究，系统收集一批铜鼓资料。因为非常努力和勤奋，大家送给他“云南通”的美称。

一名文化学者的陨落

陶云逵热爱生活，不断用诗歌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热爱。他在昆明玉龙堆写过一首《白色莲花》，诗中云：“太阳落了，/只有窗椽边还余留着惨白的光，/一切都疲乏无力，在垂死里，/撑着最后的一丝气息/黑暗中摸索，/我静默的这样注视着，/注视/那一朵呈现出来的白色莲花，/纯洁，温良，神秘。”正如费孝通所说：“他那种不泥于实际，富于想象，沉湎洒脱的风致……使人忘却眼前一切的丑恶。”

可是，现实却一再给陶云逵经济、身体、精神上的三重打击。由于昆明物价一再上涨，尽管他同时在西南联大和云大上课，又和妻子一起在呈贡中学兼课，还是常年生活在贫困中。能与妻儿在呈贡有团聚的幸福，他倒也知足。可1943年初，陶云逵在大理讲学时，爱子陶宗尧突患“大热病”不幸夭折，这对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不幸接踵而至。丧子之痛还未抚平，1943年底，陶云逵罹患回归热并转为败血症。一开始，他只是感到口渴，大概以为不会严重而不肯请医生。后却执意找来医死长子的医生为自己诊治，结果为庸医所误。1944年1月26日，在贫病交加中，陶云逵怀着对妻女和学术研究的极端不舍匆匆离开了人世，年仅40岁。陶云逵病逝后，悲愤交加的夫人林亭玉怀抱刚满2个月的幼女陶宗舜投滇池自尽，幸被渔民救起。随后，由黄钰生、罗常培、冯文潜等发起募捐救济，才将母女二人送回广东阳江的娘家。

陶云逵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西南联大教授李树青认为：“在治社会学的人里面，云逵是从生物学走到体质人类学的，根底既好，用心又专，假使天假以年，一定能成为一个第一流的边疆人文学者。”陶云逵的学术研究奠基于云南、成就于云南，他短暂的一生，为云岭大地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学术财富。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