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偏远小镇，父母均为长期扎根乡村的小学教师。受他们的影响，高考时，我报考了师范院校。毕业40多年间，我先后从事过教学、文秘、党务等工作。无论走到哪里，都不曾忘记培养我成长的大学。

1979年9月，我进入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后并入普洱学院）中文系读书。班里大多数同学都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虽然年龄参差不齐，但大家都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相处融洽。

课堂上，我们认真听老师讲课，课后如饥似渴地泡在阅览室看书。那时，学中文的我们最爱研读“伤痕文学”。在校期间，我们创办了手刻版的文学杂志《幼苗》。印象中，我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的名为《野樱花》的作品，是一首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有感而发创作的自由诗，诗是这样写的：“在冰凉的晶莹中萌动/悄悄绽放于枝头/野岭荒山/漫摇起云霞的羞涩/轻烟/静谧着湿漉漉的晨曦……”

老师和同学们看过后，都说我写得好。大家一致认为，这首诗意境高远、情景交融、文辞优美，富有象征意义，借隆冬盛开的野樱花，巧妙地抒发了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之情。甚至还有人预言，我将来“一定会成为作家或诗人”。

读书时，娱乐生活匮乏，同学们晚上偶尔会去学校的红旗会堂看电影，周末则相约到野外踏青。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男同学骑自行车到机场附近的大山里玩，并采回了一大捧雪白的野杜鹃。这可把女同学们乐坏了，要求下次定要带上她们。从此，山岭间时常飘荡着同学们爽朗的笑声。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担任高中语文教师。由于高考成绩优异，又被选调到县城第一中学任教。1995年9月，我考入云南教育学院（后并入云南师范大学）脱产进修。有过工作经历的我很清楚自己欠缺哪些方面的知识，自学时目标明确，效率颇高。有时，我也去参加各类学术沙龙，以此拓宽知识面。

回忆起这段校园生活，最有趣的，当属写作课老师余斌教授带我们寻访西南联大教授遗事。这项活动每周举行一次，两年的日积月累，让我对昆明的历史文化有了全面的认识和深入的了解，依此创作出不少怀旧的散文和诗歌。

从云南教育学院毕业后，我返回墨江县教育系统工作，先后到县教育局、县政府、县卫生局等单位任职，因笔耕不辍成为小有名气的本土作家。

在我看来，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学校的培养密不可分。多年过去，依然深深怀念我的文学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