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夏，我考上云南大学中文系，带着乡亲们的殷殷嘱托，离开家乡大理赴昆明求学。

从小到大，我的漫漫求学路充满了艰辛坎坷。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父母相继去世后，我成了一名无依无靠的孤儿。在我悲痛欲绝之际，是党用温暖的怀抱哺育我茁壮成长。在各级领导、热心邻居的关怀和资助下，我得以顺利完成高中学业，考入云南省最高学府。

离家那天，邻居们前来为我送行。大家慷慨解囊，有的掏出5角，有的递来1元，我一下子收到了20多元。大理州人民政府文教科（当时未设置教育局）还资助我10元路费。当时，从下关到昆明的车费不到5元。家乡人民这份沉甸甸的情谊，令我永生难忘。

1964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物质条件有了极大改善。我的母校不仅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还为贫困学子设立了助学金，这笔钱除了支付每月的伙食费外，余下的还可以用来购买书籍、文具和生活用品。

入学不久后，班主任来宿舍，见我初冬时节依然衣着单薄，就向学校申请了一件棉衣，托生活委员送来给我。一天晚上，老师到学生宿舍，发现我的床铺垫得很薄，又叫来生活委员，到学校生活处为我借来了垫褥。说是借，其实到毕业也没收回。

学生食堂也令我印象深刻，不仅顿顿有荤腥，吃饭也不限量。进校不到半年，我的体重竟增加了近20公斤、身高增长了16厘米，从一个又矮又瘦的“小不点”，变成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在高校，除了上课之外，可供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多。但我深知，“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身在福中要知福，决不能虚度光阴。为了抓紧时间学习，我从不浪费一分一秒，同学约我上街、打牌，我都毫不犹豫地拒绝，把宝贵的时间用在看书上，常常一边看书，一边思考问题。

作为中文系学生，我最喜欢去的地方自然是图书馆。云大图书馆藏书众多，应有尽有。我从图书馆借来大量中外名著，利用课余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中国近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我几乎读了个遍。我尤其喜欢鲁迅，不仅读他的小说、杂文、散文，还背诵了不少他的诗。外国作家如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著作，我也如数家珍。我是含泪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伟大著作的，对书中主角保尔•柯察金崇敬不已。

阅读之余，我还喜欢摘抄书中的经典文句，做读书笔记。我把已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全都背下来，在校园中满怀激情地朗诵《海燕》《雷锋之歌》，并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写作古诗词和各种体裁的文章，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归纳能力和写作能力。

我立志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生，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用工作业绩报答党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