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最年轻的院长

“七七事变”时，陈序经正在广东顺德考察蚕丝工业。事变后，他于7月底北上，但到南京后就已不能再往北去。得知庐山谈话会确定要建立长沙临时大学的消息，陈序经于8月20日离开南京前往长沙。他先乘江轮到汉口，再转往长沙，与杨石先、黄钰生等人参加筹办临时大学。

临大才办了几个月，根据战况，又得迁滇。陈序经与方显廷一行又于1938年初乘火车离开长沙到桂林，从桂林乘汽车到梧州，由梧州乘船到广州、赴香港，从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经滇越铁路抵达昆明，转而去蒙自。西南联大在云南落定后，时年35岁的陈序经担任法商学院院长，成为这所战时大学最年轻的院长。

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控制西南联大，要求该校凡院长以上的行政人员都要加入国民党。按规定，已被任命为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也要加入国民党，但是他断然拒绝。于是，教育部让蒋梦麟常委特去劝说他。

面对加入国民党的要求，陈序经回答：“如果教育部不任用非国民党员当法商学院院长，那么撤我的职好了。我宁可被撤职不当院长，也不参加国民党。但是我不会自动辞院长职。”最终，由张伯苓、蒋梦麟和教育部商谈圆场，没有再要求陈序经加入国民党。

在战争中着力著述

抗战时期的条件并不便于做学问，陈序经回忆：“我们初来昆明的时候，因为昆明所借用校舍，不敷所用，于是文学院与我所掌的法商学院，乃在蒙自上课。蒙自的图书设备更为简陋。研究工作，更谈不上。可是这个富有乡村气味的县城，加以景色宜人的城南南湖，使同人得到一种清闲幽静的生活。而特别是自从七七事件发生以后，同人既备尝流浪紧张的艰难生活。现在能够一得安静，至少在心神上，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休养……我在蒙自几个月，每天早起，至少围绕南湖的半个周围二次，而下午饭前，往往环绕南湖的整个周围一次。而且，在我所住的哥老斯（即哥胪士洋行）的洋楼的楼上，有了阳台，对着南湖。平居对湖而坐，近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湖水，远望云烟掠过层叠起伏的山峰，在享受自然景色之余，有时免不了生出不少的感想。我常常想，假使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有了丰富的参考书籍，我们很可以写点东西出来。然而在这里，要等丰富的参考的书籍，而始从事于著作，那是等于缘木求鱼的空想。”这种境况下，陈序经克服一切困难，在南湖边构建了文化学的研究系统，并最终付诸于昆明学府的演讲和著述中。

法商学院迁回昆明后，陈序经一家住在鸡鸣桥复兴新村南开大学租给其经济研究所部分职工的房子里。在艰苦的环境中，除了繁忙的学院行政工作，陈序经对教学和学术方面的工作更加卖力。他回忆道：“尽管轰炸得厉害，对我个人的写作工作影响不大。我每天早上4时半左右就起来写作到7时。吃完早餐往往即来警报。每天约有两个半钟头的写作，积之既久，也写了不少。我写了一部文化论丛，二百多万言，共二十本，从第一至第四本于今年（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抗战时期，整理一本《疍民的研究》，十多万言，《暹罗与中国》约十万言，也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整理一本《乡村建设评议》，约六七万言。此外，还写了一本《南洋与中国、越南问题》及一些文章在各报章杂志发表。1944至1945年，到美国一年。也用英文写了二十多万言，计在抗战时期约写了三百万言。”

盛赞联大合作精神

抗战时期，陈序经在学术方面孜孜以求的精神非常打动人。联大学生说：“陈先生的所长，除了文化学（狭义的）之外，对社会学、政治学（中的主权论）和华侨问题等等，都有深刻的研究。西装老是穿得那么整齐，待人接物那么谦和有礼，又乐于助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他的刻苦好学知道的人却不多。他的藏书可以开一个图书馆，他虽然也交际，可是对他最有吸引力的还是书本。天未亮，就起来写文章，这是陈先生多年来所养成的习惯了。”

尽管并未彻头彻尾地与西南联大相伴，但陈序经对这所非常时期的联合大学还是充满了感情。他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六周年纪念感言——谈联大的精神》中赞誉道：

“其实，联大不只在名义上是一个联合大学，而且在事实上是等于一个大学，然而联大之所以能够这样，不外是因为这三个大学的当局、同事以至同学，有了真正的合作的精神……我们回想六年以来，每当联大遇着困难较多、环境较劣的时候，如从长沙迁来昆明，如前数年的轰炸，如去年缅甸失陷之后，外间每每传说联大的三校就要分家，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因为在困难愈多、环境愈劣的时候，我们的合作精神，愈能表现出来……联大本来是国难的产儿，而在国难的时期里，学校方面既又有了很多的校难，同人方面又多受了不少的困苦，可是联大之所以成为联大，也就是我们能以真正的合作的精神，去征服我们的困难，去忍受我们的困苦。”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