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是指中国古代关于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关系问题的争辩，与传统社会个体的自我修养及国家治理密切相关。“四书”对义利之辨有丰富的理论阐释，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孔子在《论语》中第一次论及义利关系时，就鲜明地提出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孟子更是从多个角度详细阐释义利关系。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内涵丰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深远的时代价值。
强调个人修养
准确理解四书中的义利主张，可以从朱熹的相关解释谈起。朱熹所著《四书章句集注》，是四书影响力最大的注本之一。朱熹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解释是“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把“义”理解为天理，把“利”理解为人欲，显然是源于他自己的理学思想中“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朱熹认为，在孔子的思想中，人情欲望对于个人修养起负面作用。
先秦儒家是否真的批判否定人的欲望？尽管朱熹是儒学集大成者、理学大家，但他关于“义”“利”的解读始终受到后世学者的质疑。在《论语》中，孔子肯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显然孔子并不反对人的致富欲，只是不赞成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财富。先秦儒家重视人的情感欲望，认为正是因为欲望，个人才能和他人相互感通，仁道才因此而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没有“欲”，就没有理解他人的可能性。可见，人情欲望的存在是被孔子肯定的。
不同于朱熹完全否定“欲”的主张，先秦儒家所批判的“利”是“私利”，而不是人所有的欲望。“私利”意味着只考虑自己的欲望而不顾他人；“义”也应该建立在人情的基础上，但“义”人不是只顾及自己，而是重在为公。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指出，如果每个人只顾（私）利，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发生争斗。
孟子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理解孔子的“义利之辨”的。《孟子》开篇就强调：“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如果以利为先，人眼里没有他人的利益，争夺就不会停止。正是出于这种思虑，儒家提倡“礼让为国”。因此，在伦理关系中能做到以对方为重、在政治事务中能做到以公益为重的人物，会受到敬重。孔子在臧否古今人物时，高度称赞吴泰伯、伯夷、叔齐等以“让”德著称的人。他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对君子而言，财产之类的利益，应该是提高自身修养的工具；对小人而言，他们放弃个人修为，一生忙忙碌碌只为了追求财富，忘记了人生的意义。正如《大学》中所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可见，先秦儒家强调“公”和“私”的区别，认为只有超脱个人得失，做到心中有他人，以天下为重，才能走向“义”的境界。
主张民本仁政
君子以义为先，并不意味着先秦儒家完全否定“利”的意义。“君子”和“小人”在先秦有着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人品行修养的不同，君子是有德之人，小人是无德之人；另一种隐含政治地位的区别，君子是有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人，小人指普通百姓。因此，先秦儒家对于义利关系的讨论不局限于个人修养，而上升到政治层面，探讨如何能够平衡“义”和“利”的矛盾，进而实现善治。义利观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仁政和民本思想紧密相关，主张不能简单用道德说教方法来统治，还要满足老百姓对“利”的需求，这是仁政的前提。
在先秦儒家看来，对有修养的人来说，仁义就像日常需要那样不可或缺。《论语》中主张，喜爱仁义就应该像喜爱美食那样自然。但是，这只能是对君子而言。普通百姓在面对利益时，可能难以严守道德标准。遇到此种情形，儒家反对严刑峻法，主张民本政治，强调反思为政之道。孟子说，“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在《论语》中，曾子提到，当法官（士师）遇到老百姓犯罪的情况，即使坐实了其罪行，也应该考虑为政者的过失。“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孟子主张，不可只惩罚罪恶行为，而不去考虑百姓生计的困难，“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仁政并非简单的道德说教，应重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庸》中强调：“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仁政的第一步，先要解决老百姓急迫的温饱问题。就如《孟子》中所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当老百姓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后，方可通过礼乐教化来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史记•管晏列传》也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且顺序不可颠倒，否则一切礼乐教化都无法产生作用。同时，统治者也应该以百姓之利为利，而非谋求自身财富的聚敛。在战国时期，各国君主出于战争需要，强迫百姓开垦荒地。儒家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因此提出了“以义为利”。《大学》中指出，“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四书对“义利之辨”的解释，体现了先秦儒家义利观的丰富内涵。其“义利之辨”既有对个人修养方面的强调，又有其民本仁政的意义。对于个人修养来说，“义利之辨”的意义在于强调“公心”对“私心”的超越。要想成为君子，应该做到“仁以为己任”；对于为政治理而言，统治者不能简单说教，应以满足百姓物质需求为要，做到义利兼顾。四书中的义利观体现了儒家中庸之道的修身和处世哲学，展现了儒家先哲的风骨和智慧，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志趣、价值选择以及安身立命之道，值得后世不断研究和借鉴。
摘编自《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