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2月18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工团（今文山州民族文化工作团，以下简称“州文工团”）成立。作为边疆小镇的一名普通青年，我有幸进入文山州最高艺术殿堂，感到无比光荣。

为学好本领，我每天清晨6点就起床练声、练功、练唱。天井里的饭桌被我当成把杆来用，压腿时，疼得我左摇右晃、站立不稳，主力腿刚一打直，搭在桌面上的动力腿又弯了，连基本的站姿都难以保持，更别提还要用双手抓住脚掌，让脚尖碰到下巴。每次训练结束，我都累得腰酸背痛，可谓吃尽了苦头受够了罪。

身体的疼痛令人苦不堪言，但我明白一个道理：玉不琢，不成器。人们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只有具备“铁杵磨成针”的毅力，方能获得成功。

1959年9月，州文工团选送我和刘太平等5人到云南省歌舞团舞蹈基本功学员进修班学习。得知消息后，我喜出望外，激动得一夜未眠。在昆明，我看到了更广阔的艺术世界。在此期间，我得到多位名师的指点与教诲，加上系统严格的教学训练，舞蹈技艺大幅提升。在苏天祥等教师的传授下，我先后学习了蒙古舞、傣族舞等少数民族舞蹈，以及欧洲古典芭蕾舞等。

在学习中，我从不偷懒，总是争时间、下苦功，以刻苦用功为己任。1960年“五四”青年节，我被评为“优秀青年突击手”，并加入了共青团。同年11月，好运再次降临。组织选送我和刘太平到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举办的舞蹈基本功训练班（以下简称“舞训班”）进修。昆明的训练班设在云南艺术学院内，由音乐系主任李坚兼班主任。

此次学习课程设置有中国古典舞、中国民间舞等，教学严格、纪律严明。与前一次培训相比，学习难度更大。无论练功还是排舞，我都全力以赴，时常挥汗如雨，在地板上留下一圈又一圈汗水印，一双崭新的练功鞋不到一周就“鞋尖张嘴、鞋跟露底”。功夫不负有心人。考试时，我的表演被老师夸赞“有法儿”，即“做得好”。

1961年，时任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观云南艺术学院，专程来看舞训班的基本功汇报表演。我和胡子燕老师联袂表演了维吾尔族手鼓舞、藏族鹰舞、东北秧歌等节目，受到大使的赞扬。同年12月，舞训班向云南省党政军机关作结业汇报演出，正式结束学业。我返回州文工团，继续从事心爱的艺术事业。

我和刘太平向团部和同事们作学习成果汇报，得到大家的夸奖与认可。随后，繁重的排练和演出任务接踵而至，藏族锅庄舞、维吾尔族手鼓舞成了我和刘太平的演出“专利”，也为州文工团的演出增色不少。每当演出结束，听到观众的欢呼和掌声，我都由衷感谢那段宝贵的学习经历，为我的艺术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