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昆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实践者。在云南大学执教期间，他担任过中文系主任、教授，荣获过云南大学颁发的教育功勋奖，当选过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退休后，他投身广告界，创办公司成功上市。事业如日中天之际，70岁的杨振昆悄然辞职，耗时10年潜心研究“幸福学”，引起社会反响。在杨振昆看来，尽管生活忙碌，但一直在追求目标的路上前行，自己很幸福。

把金庸请到大理来

“我的哥哥叫振国，我叫振昆，从取名可以看出，父亲对我们的期望就是振兴家国。”杨振昆有一个普通的名字，却有着一颗不甘于平凡的心，执着地想成为一名作家。1961年高考时，杨振昆填报的3个志愿都是云南大学中文系。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开学第一节课，老师就强调“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这番话让杨振昆有些挫败，却也不气馁。

“不培养作家也没关系，我照样可以写作。”在这个信念的鼓舞下，杨振昆笔耕不辍，完成第一部文学作品自选集《我生在月圆的时分》后，又相继推出《红土地的恋歌》《边地文学启示录》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

大学毕业多年后，杨振昆重返云南大学任教。1991年，杨振昆按照学校安排，在云南大学中文系创建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室。2015年，该研究室更名为云南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杨振昆担任中心主任。

1997年，大理州委、州政府委托杨振昆邀请作家金庸访问大理。要知道，在《天龙八部》等有大理元素的武侠经典著作出版前，金庸从未到过大理。从1994年4月起，大理州委、州政府一直有意邀请金庸到大理，但金庸因身体原因及事务繁忙，始终未能成行。

杨振昆几经辗转，最终在香港作家联会原会长曾敏之的帮助下，于1998年4月10日上午，将金庸请到了大理。“见到金庸先生时，他握着我的手说：‘没想到你一个大学教授还读我的武侠书，我很感动。’”此行最令杨振昆印象深刻的是，金庸在游览剑川石宝山时说，“如果提前来过大理，《天龙八部》一定会写得更好”。

叫响“昆明天天是春天”

1992年，杨振昆带过的研究生李践创立了一家广告公司。对李践而言，杨振昆不仅是老师，自己业务上遇到难题时也会向他请教。一来二去，杨振昆成为了李践公司的“编外顾问”。

2000年元旦，一则色彩绚丽、阳光灿烂、繁花似锦的昆明城市形象宣传广告片在中央电视台热播。“昆明天天是春天”的广告词给全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此刻的中国北方，正被严冬的积雪覆盖。

这则广告片能够在央视黄金时段播放，离不开杨振昆不遗余力地推动。“以我们当时的宣传经费，无法做到投放央视的整点广告。但我们准确地选择了最有价值的时段来投放，最后既达到了广告效应，也让我感受到这份工作的意义。”杨振昆感慨地说，通过电视广告的形式，让昆明独具特色的城市形象得以完美呈现。而这则家喻户晓的广告片，也荣获了中国国际城市形象广告大赛金奖。

潜心研究“幸福学”

2002年，杨振昆退休后，积极投身广告界。2007年，杨振昆在上海成立广告传媒集团，并于2009年在香港上市，成为业界佳话。2012年，生意顺风顺水时，杨振昆却突然提出辞职。作出这一选择的背后，是一项调查结果带给他的震撼。“我得知，2012年中国幸福指数仅为6.11，低于2001年的6.60。这10年来，中国的物质生活极大改善，为什么幸福指数反而降低了？”杨振昆认为，这一问题值得深思。他决心在人生的下一个10年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引导人们树立起对“幸福”的正确认识。为此，他放弃高薪工作，开始潜心研究“幸福学”，并进行了8本书的写作规划。

写作过程中，杨振昆在不同场合开展过多场关于“幸福学”的演讲，获得良好反馈。他曾受邀到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今丽江文化旅游学院）讲授“开启幸福之门的十二把钥匙”，并进行效果测试，300多人给出了92.5分的平均分。一名同学在来信中说：“您的课让我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幸福的实现要靠自己的经营和创造。”他还在“云南文化大讲堂”等多个场合开展以幸福为主题的讲座。每次讲座结束后，现场都有听众留下来，希望继续与他交流。

杨振昆的书大多是自费出版，其中一部分被他赠送给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在杨振昆看来，能够在10年间推出8本“幸福学”著作，得益于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深入的思考。久坐写稿，让杨振昆患上了严重的腰椎病。有人问道：“即便这样，你仍然感到幸福吗？”他毫不迟疑地回答：“幸福！因为我一直走在追求目标的路上。”

本刊记者 谭江华/文 邹 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