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葫芦》剧情简介

玉带湖中的仙子小蚌壳和青年渔民王小郎相遇、相爱。然而，阴险恶毒的水老鸦却用尽阴谋诡计，企图破坏二人美好的爱情。善良和光明能否战胜邪恶和黑暗，信任和勇敢能否赢得爱情和幸福？

花灯戏是云南主要地方剧种之一，源于民间花灯歌舞，清末民初发展成为地方戏曲，在流行过程中受地方方言、民歌小曲和习俗等影响，形成不同的演唱与表演风格。1954年，云南省花灯剧团（后更名为云南省花灯剧院）成立后精心编排的剧目《红葫芦》，以“轻歌舞剧”形式颠覆了观众对传统花灯的印象，成为云南花灯戏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花灯革新结出硕果

在传统花灯戏中，贴近生活的故事和朴实自然的表演吸引着众多观众。然而，一些松散的戏剧情节和粗放的表演形态往往不尽如人意。自专业剧团建立后，如何提高花灯戏的艺术素养，成为业内热门话题。

时任云南省文化局（今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科科长兼省花灯剧团团长金重（笔名鲁凝），曾在《花灯风格试论》中写道：“我和一些同志的探索，是想从花灯老灯的基础上发展成一套既严谨凝练的花灯艺术规范，又灵活，很容易反映生活，不易僵化。也就是说，能跟着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艺术规范。这就是我的理想。”一群满怀激情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开展工作，由金重整理、编剧的原创神话剧《红葫芦》，成为花灯戏革新的实验剧目。

剧团寄望《红葫芦》能在音乐、表演等各方面以一种崭新的、有别于传统花灯戏的形式呈现，时任云南省花灯剧团副团长王旦东不仅担任导演，还负责该剧的艺术设计，剧团人员也抱着“出新就是一切”的念头投入案头设计和排练工作。“怎样做才有新意？当年，我父亲听说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到北京演出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决定趁周末自费去北京观摩。”王旦东的儿子王中龄回忆说，面对父亲的临时起意，母亲只好向邻居借钱，并把他唯一一套体面的衣服熨烫整理，王旦东才得以顺利出发。

观看完演出后，王旦东即刻返回昆明，连夜为《红葫芦》写下4个版本的导演计划，对音乐、舞蹈、布景、道具和人物造型都提前进行设计。

颠覆性表演遭批判

“如果艺术不能与社会同步发展，一定会消亡。”是王旦东创新《红葫芦》的初衷，“起初也没什么限制，基本上尊重我父亲的创作。”据王中龄介绍，《红葫芦》大量采用西洋乐器伴奏，用于丰富音乐表现力，但这种创新过于超前，让习惯传统花灯戏的人一时难以接受。在1956年参加云南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时，《红葫芦》因“该剧在音乐及导演、表演上丧失了花灯风格”的理由遭到严厉批评，并在报刊上引发关于花灯戏特点的争论。

“作为参加观摩演出的剧目，《红葫芦》原本只打算作短暂公演，或许是‘沾了舆论批评的光’，观众对这出‘非驴非马’的戏都想看个究竟，结果续演了40个满场方才作罢。”云南花灯戏曲音乐家尹钊指出，面对争议，剧团人员在惶惑之余，经过冷静思索，对《红葫芦》在艺术革新中的优点予以充分肯定。通过对缺点的总结，更加坚定了学习继承花灯戏传统的必要性。此外，还明确了传承传统文化不能满足于“依葫芦画瓢”的观点。大家逐渐意识到，在传统花灯戏的背后，隐伏着多年形成的艺术规律，需要不断从实践中了解并掌握。

《红葫芦》的男女主角分别是云南省著名花灯表演艺术家袁留安和被誉为“花灯皇后”的史宝凤。袁留安将贫而有志、爱憎分明、勇于抗争的青年渔民王小郎演绎得出神入化，并在云南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中荣获表演奖。《红葫芦》曾经是当时最受欢迎的新创花灯剧目，被四川、广东等地的戏曲剧团争相排演。

老剧新演一票难求

此后半个多世纪，红极一时的《红葫芦》多次重演。作为参与者，云南省花灯剧院副院长刘宁回忆了演出盛况：“《红葫芦》在云南艺术剧院驻场连演数月，场场爆满，这在经济条件并不富足的年代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有人凌晨就到售票处等候、托亲戚朋友买票，用写有姓名的砖头、背篓占位排票仍一票难求，买票队伍从云南艺术剧院大门一直排到龙井街口。这一百多米的长队，饱含着观众对该剧的喜爱，体现出对文艺工作者创新的认可。这一百多米的路程，《红葫芦》剧组整整走了几十年！”

2022年，《红葫芦》再次重排。省花灯剧院党总支书记、院长黄绍成表示，此次经典重排，剧本和音乐保留原版经典，舞美和乐队伴奏采取了突破性尝试。通过大胆创新，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作为重排《红葫芦》的导演，省花灯剧院原院长孙晋昆认为，发展至今，花灯艺术的舞台科技手段等表现方法更加丰富，为经典剧目实现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重排的《红葫芦》比原版观赏性更强，更能满足新老观众的审美需求。

作为云南花灯“轻歌舞剧”开创之作，《红葫芦》与年轻观众追捧的音乐剧有异曲同工之处。“我认为，该剧既包含了音乐剧的所有元素，又是一个超现实的神话传说故事，符合当今年轻观众和舞台审美潮流，这是我们重排经典的信心所在。”孙晋昆说。

本刊记者 谭江华/文

（本文配图均为《红葫芦》剧照云南省花灯剧院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