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总部进驻素有“鸡鸣三省”之称的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傍晚，在郑家堂屋的一张八仙桌周围，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秦邦宪）、周恩来、张闻天（洛甫）、毛泽东、陈云等围桌而坐，召开会议。

会议以口头表决的形式，推选周恩来为临时主持人。

周恩来坐在八仙桌的北面。他说：“目前，我军面临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原本要在川南渡过长江，但却被蒋介石给逼到云南来了，红军究竟该打到哪里去，在哪儿落脚？另外中央苏区也接连发来急电，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候，我们不能扔下他们就不管啊，但是怎么个管法，由谁出来管，这些问题，都必须立刻解决。鉴于这些情况，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召开常委会议，完成遵义会议上提出的解决常委重新分工事宜。这段时间来，常委们相互通了气，大家统一的意见是推选一位熟悉中国革命、红军公认的同志来领导党和红军，这是目前形势最需要的，也是全国革命最迫切的。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被推举为常委，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指挥反‘围剿’战斗中，都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是最合适的人选，请大家发表意见。”

坐在左侧的张闻天第一个发言，他习惯性地抬手托了托眼镜，用坚定的语气说：“广大红军指战员都亲身经历了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以来，‘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把战略转移变成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致使红军几次濒临绝境，人员大量减少，这是排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盲目的、不顾实际的堡垒战、大规模正面作战，是‘左’倾冒险主义不知中国革命特点的蛮干，是不顾客观规律的乱干。那个洋顾问固然有错，但博古同志要负大的责任，我们也有责任，不能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摆设。毛泽东同志担任总书记我也完全赞成。”

陈云和博古挨坐着，听了张闻天的发言，也说道：“博古同志对遵义会议上提出的对他的批评在思想上有抵触，但也认识到自己的一些错误。在当前敌我态势发生变化，主要任务是军事行动的形势下，再继续领导会有困难，我支持恩来同志的提议和洛甫同志的意见，由毛泽东同志出来负总责。”

博古在会议开始后就一直吸着烟。就在开会前，周恩来已找他谈了一下午。恩来同志的话句句在理，让他不得不直面这个终究要面对的问题。听了陈云的发言，他说：“遵义会议后，我也进行了反思。的确，撤出中央苏区后，中央红军一路受挫，损失惨重，我应负主要责任，但不是完全责任。按惯例，常委分工这样的大事，需报共产国际批准才行。但不管怎么样，作为共产党员，我服从集体意见就是，以后分配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周恩来又补充说：“中国革命有自己的实际，须由懂军事、会打仗，熟悉中国革命特点的人来领导。这不仅仅是军事问题、组织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些问题需由我们自己解决。”

这时，大家都把目光转向坐在右侧的毛泽东，只见他此时正凝神静思。他是理解大家的，但是目前在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的同时，还要考虑党内的团结，要考虑共产国际和国内的具体形势。

“这副担子不轻啊，还是洛甫同志更适合。”突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道，“洛甫同志能总揽全局、发扬民主、团结同志，又善于独立思考，敢于系统地提出与坚持自己正确的政治见解与理论见解，难得啊！”

毛泽东从长凳上站起来，接着说：“博古同志说的也有道理，我们不能不顾及共产国际那边，洛甫同志是留苏的，共产国际那里也好有个交代。我个人可以协助恩来同志负责军事。博古同志有理论水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伤病还未康复，建议博古同志担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之职。”

毛泽东的提议得到大家赞同，特别是提出对博古同志的安排，让博古更受震撼，解除了他半个月来的心理阴霾，他说：“我现在思想上想通了，我不会背任何包袱，保证完成任务。”

常委会议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实际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