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离开，又有一个男子来咨询自己在上海的官司怎么处理。

男子姓和，称自己被昆明一家外企解雇，前不久，在云南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下获得了35万元的补偿款。该公司对仲裁结果不服，上海总部把他告到了法院。他问盘龙区法院法官田界，假如一审他败诉，要以什么理由上诉为好？田界一一为他作了解答。

长青派出所程警官一直参与法律诊所事务，她说，自从有了这个诊所，群众反映的问题多了，不过解决起来更快捷了。

段文佳说，法律诊所的“坐诊”分为“普通门诊”和“专家门诊”。“普通门诊”由社区和街道所派的两名法律工作者提供政策咨询，处理家庭邻里纠纷。“专家门诊”则由云南大韬律师事务所委派的律师“坐诊”。

段文佳说，为了提高法律诊所工作效率，社区还派工作人员巡诊，发现问题先报给“诊所”会诊，处理不了的形成文档反映给上级部门。比如，购买了辖区某楼盘房子的群众，因为房产证没有拿到，孩子上不了学。社区听说此事后，就收集意见反映到教育局。

随时有法律专业人士提供咨询服务的好处，柏怀玉体会最深刻。社区一个小伙子，豪爽地借给朋友3万元，没有写借条，结果朋友死活不肯还。小伙子一生气，喊了五六个人准备打朋友一顿。刚好他妈妈了解到有法律诊所，跟柏怀玉说了此事。“我下午打电话给她儿子，请他赶紧过来。”后来，盘龙区检察院的检察官江洪开导了小伙子半小时，告诉他打人是犯法的，并给了他处理纠纷的建议，小伙子这才平静下来。

“检察院的很多工作民众不知晓，比如立案监督以及刑事活动中不作为、乱作为等，民众不知向哪个部门反映，现在通过法律宣传，我们让居民知道，这些问题都可以向检察院反映，在社区、在家门口就可以反映，这对检察院开展刑事法律监督很有利。”江洪说，“坐诊”半年，她对设立法律诊所这样的尝试深有感触。

不断提高“出诊率”和服务水平

“虽然处理的都是一些小事，但是最大限度打通了群众去往法院的‘最后一公里’，节省了司法资源。”柏怀玉说，听到群众说在法律诊所得到了实惠，自己打心眼里高兴。

作为基层法官，田界最能体会矛盾化解在基层的好处。“将法律服务送到最基层，为老百姓化解生活中的困惑，将小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可以避免矛盾升级。”

田界举了一个他办理过的案子为例：某街道办两家人因为一家停车影响到另一家出行，最终导致双方大打出手。他说，这是一起典型的矛盾在初级阶段没有得到有效化解的案例。如果那个街道像金江路社区也有法律诊所这样的服务点，在双方互不理睬的阶段传传话，消消气，都不会发生后面的流血事件。

长青派出所副所长晋方向说，以前派出所每年要处理170多件发生在辖区内的民事纠纷，花费很多警力。如今社区设立法律诊所，派出所指派3个社区民警到诊所轮流“坐诊”，处理纠纷更快捷了。

随着法律诊所知名度提高，昆明市各县区政法委书记也专门来取经。但柏怀玉坦言，从运营半年的实践看，一是老百姓知晓度还不够，二是法官、检察官不是每次都能出席。“我们基层法官一年一个人办案量300件左右，实在太忙。”田界表示，坚持很难。

对此，社区也采取了对应的措施，比如法官、检察官不能来时，就向居民提供电话，他们的名片都摆放在诊所里。“下一步将重点探索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模式。”柏怀玉说，点开法律诊所的微信公众号，就能了解本周哪个法官或律师“坐诊”。微信上还可以进行预约，工作人员会根据情况分诊，紧急问题及时处理。处理不了的，利用“10分钟法律服务圈”协商处理。法院、检察院和律师楼、社区之间的距离，就是10分钟的路程，很容易把大家召集到一起。

段文佳介绍，为提高法律诊所的服务水平，社区会跟踪“复诊”，要么打电话了解结果，要么再次实地走访是否需要连续性服务。同时，社区还将在微信公众号做志愿者推广，号召居民自己做志愿者来管理社区，哪怕是帮社区老人搬东西，或者家庭主妇主动关心社区孤寡老人，都可以做了后发到微信公众号上领取积分。积分攒到一定程度，可以按分数高低领取不同的奖励。“让社区居民自治，自己发现问题，处理问题才是终极目标。”段文佳说。

本刊记者 谭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