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考核是我国干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官员考核制度极具特色，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刘旭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教授，主要从事国家治理现代化、绩效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干部考核与评价等方面的教学科研咨询工作，是多家中央部委、地方政府绩效管理咨询专家。
邱鸿雨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组织绩效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我国官员考核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演变的时间维度看，我国官员考核制度经历了持续创新、不断累积、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长期发展历程。
自秦汉以来，我国就奠定了以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和地方郡县制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治理格局，而官员考核制度对于维系这一治理格局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以遴选、考核和监察为主要手段的官员考核制度日趋成熟和完备，并具有全面性、开放性和激励性等特点。比如，秦朝时期所实行的“上计制度”，就是依据各级地方年度工作计划，由上级逐级对地方官员进行全面细致的考核，其考核内容、考核主体、考核程序以及考核结果运用就相当完备。汉代时期所盛行的察举、荐举、征辟等选员制度，注重“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逐级从民间选拔人才，从而保障了官员队伍的开放性。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开创了官员分类制度的先河。隋唐时期兴起科举制度，标志着官员竞争性选拔机制的日渐成熟，极大激发了民间人才入仕的积极性。唐朝时期，“三省六部制”下的御史台成为专门纠察官员的监察部门，成为与官员考核相配套的制度模式。宋代的官员考核制度在继承以往朝代考核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从任职和晋升两个层面，开始注重官员处理公务数量与失误率的定量评价，同时还有品行考核与业务专项考核。明朝则建立了巡按御史制度，兼具监察考核权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进程中尽管也吸纳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做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还借鉴了许多西方国家公务员考核的经验，但基本的理念和做法仍显露出中国传统官员考核的历史痕迹，仍根植于我国传统历史的丰厚文化土壤。例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考核理念，德、能、勤、绩、廉的全面考核内容，全方位考察作为干部使用前置条件的做法，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考核主体，平时考察和定期考核结合的考核周期安排，等等，都能够从我国传统官员考核的长期演进中寻找到历史渊源。
我国官员考核的理论逻辑
纵观我国国家治理的发展进程，始终具有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精神，既注重对自身历史经验的传承，也重视对外来经验和先进理念技术的学习和借鉴，并最终融入中国的治理实践中，形成基于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大地的治理方式。对于官员考核制度而言，亦是如此。当代中国干部考核制度的理论构建，离不开中国传统考核思想的历史传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用人经验、西方国家绩效评价工具的借鉴、各地各部门的实践探索以及现代科技手段的引入，呈现出高度融合和多元荟萃的特征。
优秀传统文化中官员考核思想的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等。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个场合引用中国古代的用人思想，如“政无大小，以得人为重”“木有所养，则根本固而枝叶茂，栋梁之材成”“不厚其栋，不能任重”等。中国传统的用人思想和官员考核的做法，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干部考核制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渊源。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用人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体现在干部考核制度的具体环节中，就是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干部考核的基本遵循，要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标准，要把听取民意、了解民情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信息来源，要把体察民情、关注民生作为干部考核的主要内容，要把人民群众纳入干部考核主体中来。党的执政理念，为我们干部考核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根本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西方国家绩效评价工具的借鉴。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看，中国文化既具有扎根于本土的定力，同时也具有兼容并蓄的胸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也充分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理论和技术手段，博采众长。在干部考核方面，一些地方和部门积极引入西方国家的现代绩效评价理论和人才评价方法，对完善干部考核制度、提升干部考核工作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评价技术方面学习借鉴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和做法。
各地各部门的实践探索。基于我国基本国情、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等方面特点，我国的干部考核既不可能完全沿袭传统的经验做法，更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模式，甚至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形成全国统一的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许多改革措施，采取了先行试点积极探索、再逐步推广的方式，这种做法在近年来的干部考核制度、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改革中也得以充分体现。实践表明，这些地方和部门的实践探索，对于完善我国干部考核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我国干部考核理论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现代科技手段的引入。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的革新。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手段开始逐步引入到国家治理领域的方方面面，“智治”“技治”在当前各国的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内部分地方和部门已开始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引入干部考核领域，无疑将干部考核工作推向更高更新的层面。
我国官员考核的实践逻辑
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中国人民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历程看，我国干部考核制度被赋予了更崭新、更丰富的时代内涵，也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是我国干部考核制度为贯彻党管干部原则提供了有效制度举措和工作推手。党管干部原则是我们党从革命时期到新时期一以贯之的干部管理方式，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的一个突出特色。只有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才能从组织上保证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保证“全国一盘棋”，推动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重大决策部署得到有效贯彻落实，才能将执政党的主张与人民群众的需求有机结合在一起。而党管干部这一基本遵循，必须要有与之匹配的干部考核制度加以支撑和推动。因此，在干部考核制度中，除了坚持各级党委的考核主体地位外，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将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表现和政治能力作为首要的考核内容。
二是我国干部考核制度在提升干部整体素质能力、优化干部队伍素质结构等方面也具有显著优势。一方面，通过建立全面的、严格的干部考核标准，促进干部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掌握干事创新的工作本领、提升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干部考核制度也适应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干部考核标准，优化干部队伍的能力结构，增强考核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充分发挥干部考核的指挥棒和指南针作用。比如，2009年11月，基于当时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2020年11月，根据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在当前，我国又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点，实行灵活化的干部政绩考核方式，将考核工作动态化、一线化，对工作成效显著的干部给予褒奖，对失职、渎职干部加大惩处力度，及时高效地回应了干部政绩考核的时代要求。
三是干部考核结果运用为干部选拔任用提供了科学依据。“考”是基础，“用”是关键，考核结果只有真正用起来，才能体现价值、发挥作用。西方国家通常运用绩效管理和评价工具，突出“考事”为主，通过对政策和任务的执行情况进行诊断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改进工作和提升绩效；而我国传统上突出以“考官”为主，通过考核选拔任用优秀的干部来推动各项工作的完成。两者都有自己的优势，但也都存在各自的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建立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这是改进完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工作的基本遵循。“知事识人”，就是将“考事”与“考人”有机结合，将干部考核结果作为干部提拔晋升与合理使用的科学依据，提高干部考核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这是当前我国干部考核制度的又一特色。实践表明，这一做法对于完善干部考核制度、调动广大干部积极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近一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所积累的干部考核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性实施的一系列干部考核实践，为我国干部考核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