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征程，初心不变。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加强党史学习教育，6月21日至23日，由中国期刊协会党刊分会主办、北京前线杂志社承办的中国期刊协会党刊分会2021年年会在北京召开。与此同时，开展了“庆百年华诞 访双奥之城”大型主题采访活动。

《云岭先锋》杂志社记者同来自全国各省市党刊社的百余名记者编辑一起，走进国家速滑馆、李大钊故居、《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京报馆旧址等地，了解冬奥场馆建设成就、探访红色遗迹，从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

党建引领“冰丝带”建设

2022年，北京将举办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6月21日，记者跟随采访团，走进国家速滑馆，一睹其“真容”。

“桂华流瓦，冰轮转腾。这就是我从一开始憧憬的‘冰丝带’。”北京国家速滑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国家速滑馆运行团队主任武晓南对记者说。

“冰丝带”是建设者们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的比赛场馆——国家速滑馆的亲切称呼。作为北京冬奥会标志性新建场馆，国家速滑馆外立面由3360块外幕墙玻璃衬托着22条“丝带”组成，好似速滑运动员在冰上划过的痕迹。夜幕降临，速滑馆内部集成的夜景照明系统开启后，灯光效果如丝带曼舞，轻盈跃动、异彩纷呈，构成一幅极具艺术美感的画卷。

走进场馆内部，白色速滑冰场与白色的穹顶交相辉映，环绕四周的是以蓝色为主色调的观众席，力和美在这里交融，乐和诗在这里凝聚成画。

壮观的背后是无数建设者们的艰辛付出。接到场馆建设任务后，工期紧、要求高、工程量大、结构复杂、技术难点多等一系列难题摆在面前，建设者们迎难而上，通过选树党员先锋、开展阳光监督，将党建工作融入工程建设一线等，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坚持党的领导是完成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武晓南说。作为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唯一新建的冰上竞赛场馆，国家速滑馆独特的建筑造型、复杂的索网结构、飞扬的“冰丝带”、1.2万平方米的全冰面以及绿色智能的科技设计都是工程亮点。

以制冷剂选用为例，经过多次论证，北京国家速滑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首先提出并选用了更为环保节能的二氧化碳作为制冷剂，使国家速滑馆成为史上第一个使用天然工质二氧化碳作为制冷剂的速度滑冰场馆，减少的碳排放量相当于种植120万棵树。

在公司党委的引领下，党员带头进行科技攻关，攻克索网结构等难题，将“冰丝带”从概念效果图转化成理想的体育场馆。2021年4月7日，“冰丝带”迎来了速滑比赛的首秀。

“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国家速滑馆将有望成为以冰雪运动为突出特色的新体育综合体，成为群众体验冬季美好生活的新地标。同时，也向世界展示‘冰丝带’可持续利用的‘中国方案’。”武晓南说。

缅怀中国革命“播火者”

红色遗迹是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课堂。6月23日，采访团走进李大钊故居等红色遗迹，感悟早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步行至北京市西城区的文华胡同东段深处，李大钊故居就坐落在这里。这个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三合院分为南北两个院落，1920年春至1924年1月，李大钊一家租住在此近4年。小院落简朴整洁，斑驳的光影透过玻璃窗，洒在红灰错落的墙面，仿佛诉说着百年前那些厚重的往事和激昂的岁月。

走进北房的堂屋，墙上挂着一副著名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精神风范的真实写照。在这个堂屋，他曾接待过陈独秀、邓中夏、梁漱溟、章士钊等众多革命同志和友人。

来到西厢房，这里曾经是党组织早期的活动会议室。据解说员介绍，在陶然亭慈悲庵被定为党组织固定活动场所前，大部分党内会议和活动都在这间会议室举行。屋内的一架旧风琴引起不少参观者的注意，讲解员的娓娓道来，将人们带回到那段风雷激荡的历史岁月。

当年，李大钊在宣武门内头发胡同旧货市场买回了这架旧风琴，安放在书房的西墙下面。有了这架风琴，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李大钊便教子女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为了不被警察和暗探听到，他们的歌声总是很低沉，只有在刮风下雨天，借着风雨声掩盖，家中的歌声才会比较嘹亮。

南院内，则是“播火者——李大钊革命思想与实践”专题展。展览重点展示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伟大贡献。

在此居住期间，李大钊以极高的热情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社团，创建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推动建立全国性党组织，领导北方工人运动，积极促成国共合作，成为20世纪初中国革命的“播火者”。

追忆先驱守望初心

纵观党史，红色报刊具有重要作用。在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20号，一座百余平方米看似不起眼的小院子，便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1917年初，陈独秀被蔡元培聘请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随即北上居住于此，《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到这里。《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后，北京大学新派人物加入《新青年》撰稿行列，实现了《新青年》杂志与北京大学“一刊一校”的结合。从1918年1月出版的第4卷第1号起，《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者和文化先驱在《新青年》上猛烈发声。一时间，《新青年》的发行量从创刊最初的1000份增加到最高峰的1.6万册，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

1923年6月，《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理论刊物，直到1926年7月停刊。从创刊到停刊，它见证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的历史过程，在党的创建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位于西城区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旧址，是著名报人邵飘萍所创的《京报》的办公地点。报馆楼门上方邵飘萍亲笔所题的“京报馆”3个大字见证了一位秘密共产党员用生命追求光明和真理的奋斗足迹。

“铁肩辣手”，一进京报馆旧址，就能看见4个醒目的大字，这是邵飘萍一生的信念和实践。1918年，32岁的邵飘萍辞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一职，决心自己办报，以笔为枪，宣传真理。1918年10月，邵飘萍创办的《京报》诞生。邵飘萍还亲手写下“铁肩辣手”4个大字，悬挂在编辑部的墙上，与报社同人共勉。

由于《京报》的新闻报道敢于针砭时弊、伸张正义，很快便成为当时北京最有声望和影响的报纸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以《京报》为宣传阵地，大量刊文，揭露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之流的卖国行径，并把矛头指向腐败无能的军阀政府。为此，《京报》曾被反动军阀查封并短暂停刊。

1920年复刊后，邵飘萍借助记者的身份，从北洋政府、东交民巷外交团、路透社、电讯社等方面，为中国共产党获取大量重要信息。《京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舆论阵地。在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关心培育下，1925年春，由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邵飘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特殊的秘密共产党员。

时光荏苒，今天的京报馆将一份进步报纸的坎坷命运、一个传奇报人的人生和一段党领导下红色报刊的奋斗发展史，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背景下，使观众深刻领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新闻事业才能蓬勃发展壮大。

采访结束，各党刊社记者纷纷表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赓续精神血脉，勇担历史使命，永葆人民情怀，不断展现新气象，以优异成绩为党的光辉史册增添新的光彩。

本刊记者 杨 梅 袁海毅 谭宗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