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由邓小平、张云逸创建的红七军的种子，播撒在了富宁连绵起伏的大山深处，建起了以“七村九弄”为中心的滇黔桂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

建立革命根据地

1929年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广西百色成立，革命的烽火迅速燃遍右江大地。不久，红七军主力向江西转移，留下红二十一师在右江继续开展革命武装斗争。1931年11月，红二十一师干部李德惠、谭统南、黄庆金等，由富宁籍红军战士刘家华带领，进入富宁七村九弄一带走村串寨，与各族群众交朋友，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

1931年至1932年，国民党桂系调集1万多兵力多次对右江红军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1932年，由于叛徒出卖，红七军第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相继牺牲。至此，右江红军革命根据地丧失。

红七军二十一师副师长黄松坚经香港到上海向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汇报工作时，提出建立滇黔桂边区红军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得到了肯定。于是，从1931年8月起，先后有红二十一师干部战士60余人到云南富宁七村九弄地区，以不同的形式进行革命活动。至1934年5月，活动在中越边境和富宁的红军游击队已发展到700多人，组织各种群众组织20多个、赤卫队27个，人数达2600余人。与此同时，各级政权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形成了全区性的革命武装斗争，建立了以富宁为中心的滇黔桂边区游击根据地。

1934年11月，由黄松坚主持，滇黔桂边区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在富宁九弄多立寨召开，宣布成立“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黄松坚任书记。同月，在谷留村召开边区劳农会和赤卫队大会，成立了“滇黔桂边区革命委员会”，黄庆金任主席；成立边区劳农游击队第三联队，梁振标任司令，黄松坚任政委。

争取农民武装

面对蓬勃发展的红色革命力量，云南和广西的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慌，为切断人民群众与红军的联系，他们先后制造了“多曼”“洞楼”“太平”等多起惨案。

团结争取因不堪反动势力压迫而起来反抗的农民武装，是壮大革命力量、扩大红军游击根据地的一项重要工作。1935年，中共滇黔桂边区临委接收了广南县苗族起义队伍王开洪部和壮族起义队伍欧仲明部加入红军游击队，壮大了革命武装队伍。

1934年到1936年间，由于战斗物资缺乏，富宁县百姓集谷捐资、策马裹粮，甚至拿出自家农用工具给红军作为抗敌武器来使用，竭尽全力帮助红军队伍。

1935年10月下旬，中共思果中心县委派原六十二团政治部主任滕静夫接替去延安的黄松坚，继续领导富宁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第二年5月，滕静夫在富宁者兰主持召开了边区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把中共滇黔桂边区临时委员会改为“中共滇黔桂边区委员会”，滕静夫任书记，领导边区革委会、劳农会，建立了7个大队1500多人的边区革命游击队。

开赴抗日前线

红军游击队英勇顽强的反“围剿”斗争，给予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以富宁县为中心的滇黔桂革命根据地先后共组建了8000余人的革命武装，英勇反击滇黔桂敌军数十次的联合“围剿”，抗击了敌人11万人次的围攻。

经过打击来犯之敌，边区红军游击队共歼敌近3000人，有303名红军指战员、赤卫队队员牺牲，整个革命根据地有5500多名群众被杀害，1339个村寨2000多户人家被烧毁，1万余人无家可归。但是红军游击队和边区群众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3月，中共南方临时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共联合抗日的指示精神，向中共桂西区特委发来联合抗日指示信，红军游击队大部接受国民党改编，被编为两个团，于次年春开赴安徽抗日前线作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牺牲和贡献。而余下的滇黔桂边区红军指战员则转移到中越边境，一直坚持战斗到富宁解放。

（作者单位：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