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著名药用植物学家和民族药学专家、原云南省药品检验所主任药师杨竞生，是全国中药材、民族药和藏药界有名的“活药典”，他坚守民族药物的采集研究，把一生奉献给祖国的民族医药发掘、整理和检验事业，对我国药用植物及民族药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2002年，81岁高龄的杨竞生在收集藏药标本和资料途中意外失踪，直到2021年6月，他的遗骸才被人在香格里拉大雪山垭口发现。

2022年6月，云南省委宣传部追授杨竞生“云岭楷模”荣誉称号。

野外考察九死一生

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高峰山生长着一种高大的落叶乔木，它身形伟岸，树高二三十米，胸径可达1米，春天会开出细小淡色的花朵。1946年，中国近现代著名植物学家陈焕镛教授曾将其定名为“杨氏紫薇”（后重新定名为“川黔紫薇”），以鼓励采集到这一紫薇科植物标本的年轻人——时年25岁的杨竞生。

1921年出生于广东省阳山县的杨竞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就读于上海国防医学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师从留日药学博士、我国现代第一部《药用植物学》编写者李承祜教授。为做好药用植物学研究，1950年杨竞生来到云南，在“植物王国”打开一片广阔天地。在药检所工作的几十年里，他为云南药用植物的采集、鉴定、整理和考证倾尽了全部心血。

每年的3月至9月，杨竞生几乎都要到野外进行采集考察。他独自背着行囊，一出门少则几十天，多则几个月。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云南各地交通欠发达，可杨竞生却凭着一腔热爱，走遍了云南各州（市）。“他研究的植物大多生长在高海拔的雪山上，许多都在雪线以上。为了研究这些稀有品种，他每年长时间在野外考察研究民族医药，大家称他为‘药痴’。”在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主任药师何仁远眼里，杨竞生爱“药”成痴，经常不顾危险采集标本。

1962年，单位安排了一位年轻人和杨竞生搭档，意在协助工作的同时照顾杨竞生。结果，在野外反倒是杨竞生来照顾他。独自在野外考察惯了的杨竞生经常走小路去观察、研究植物，走到哪里住在哪里，有时候为了防止夜晚被野兽袭击，他还会把自己吊在树上过夜。跟着杨竞生出差条件实在太艰苦，这位年轻人回来后便申请调到别的单位。

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跟着杨竞生出差意味着越艰险越要迎难而上。后来出差时，基本都没有人愿跟他同路，杨竞生成为独行者。

1979年9月，杨竞生到德钦县进行野外考察。为了赶时间，天还没亮他便匆匆赶路，不慎失足从流石滩上滚下去50多米，幸好背上的植物标本夹卡在一棵小树上，他才未掉进脚下波涛翻滚的澜沧江。虽然幸免于难，却导致他第十二胸椎压缩性骨折和小腿胫骨骨裂，被辗转送回昆明治疗数月，戴上钢背心支撑了三四年才勉强复原。此次事故后，他的腰再也不能伸直，造成终身驼背。

执着科研勇攀高峰

“杨老师是所里有名的‘书痴’，每到一个地方，他一定要到当地的图书馆和新华书店看书、查资料。有一次，他为搞清楚药书上苗文的确切意思，特意打电话请教贵州同行。这种事情在电话中很难说清楚，情急之下，他干脆买火车票去了贵州，把书中有关苗文记述的问题当面向对方请教，搞清楚后才心满意足地回到昆明。”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主任药师明全忠是杨竞生的后辈学生，他把杨竞生的“书痴”行为一一记在心里，勉励自己上进。

杨竞生一生学习不止、调查研究不止，为做研究，他自学了苗文、藏文等民族语言，以及德文、日文、俄文等外语。数十载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积累了渊博的学识，为从事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因为他执着钻研的精神，大家称他是“当今第一药痴”；还有人因他治学严谨、作风质朴、为人低调的风范，称他为“庶民学者”。

长期在野外工作，杨竞生采集了大量药用植物标本。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王文采教授在杨竞生所采的毛莨科标本中，发现了8个新种，填补了国内植物学界的空白。为了纪念杨竞生，药学界把一些杨竞生采集的新种以他的名字命名，如“竞生乌头”“竞生翠雀花”等。

我国先后颁布的1963年版、1977年版、198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中药部分），收录的许多品种是由云南省药品检验所上报的，从中药材原植物标本和中药材标本（生药标本）的采集、整理、鉴定和资料上报整个过程中，杨竞生花了很多精力。他还对云南特产中药材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考证，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例如，滇鸡血藤为云南特产，是妇科特效药，过去一直被认为是豆科植物，但经过他艰苦考证，证实滇鸡血藤不是豆科植物，而是木兰科植物南五味子。这一考证震惊了学术界，为中药鉴定与考证作出特殊贡献。

从1962年起，杨竞生历时20年，到相关地方诊所了解藏药的使用、效果等情况，收集了许多藏医常用植物、动物、矿物药材的标本和实物，他的研究成果为深入探索藏药植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竞生的著作多次获得云南省科技进步奖。1993年，国务院为表彰他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给予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杨竞生的遗作《中国藏药植物资源考订》荣获“中国西部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2019年12月，该著作荣获“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

百年诞辰魂归故里

退休后，杨竞生选择了继续为药学事业奋斗。1988年，他受聘担任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由于长期劳累，患上了心脏病，医生为他安装心脏起搏器，但仍需服药控制。为了对民族药正本清源，他自费进行野外考察，多次前往西藏等地采集藏药，并为西藏自治区药品检验所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药品检验所鉴定藏药药材标本。

出于对他病情的担忧，家人曾反复劝阻杨竞生不要再去西藏，可执着的他竟为此专门写了一份生死状：“我到了西藏后，不管出了什么事，与任何人无关，我自己承担所有责任，万一死在西藏，死后把我的尸体送给西藏医院做解剖就是了。”

2002年7月，81岁高龄的杨竞生又踏上了去西藏的旅程，目的是为编著的藏药书收集资料。同年10月，他从北京返回昆明，但途经成都时不知去向。尽管各级各部门做了大量细致的找寻工作，可惜近20年间，一直没有发现他的下落。

2021年6月，就在杨竞生百年诞辰之际，他的遗骸在香格里拉市东旺乡香格里拉大雪山垭口被发现。杨竞生的大女婿罗世琨记得发现遗骸时的情景：“岳父的遗骸上还有他的身份证和心脏起搏器，周围还散落着小锄头、口缸、手电筒等物品。遗骸所处位置属于无人区，地形陡峭危险，近20年来罕有人至。无法想象，一位装着心脏起搏器、81岁高龄的老人，在19年前是如何携带着采药工具到达这杳无人迹、海拔4600米的雪山垭口的。”

一位穷尽一生探寻药用植物的科学家，81岁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这片雪域圣境，让无数人痛惜。

欣慰的是，百岁之年，“药痴”终于魂归故里。

本刊记者 谭江华

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