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不起眼的岩屑，仅有毫米长，在显微镜下却能显现保存精美的微体化石。今年73岁的云南大学教授张喜光，数十年来与这些特异化石作伴，探寻远古生物的奥秘，潜心研究地层古生物学，从一块块不起眼的石头中破译“无字天书”。他的成果先后在世界顶级期刊或专著系列发表，为云南大学古生物学研究跨入世界前列作出巨大贡献。

2020年，张喜光领衔的科研成果“寒武纪特异保存化石与节肢动物早期演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22年5月，他荣获“云岭最美科技人”称号。

带着希望回国

在云南大学古生物研究院实验室里，张喜光对着显微镜聚精会神地观察着一粒微小的化石。他一边观察，一边在纸上快速勾勒出化石的形态。从头部、尾部到四肢，一只奇形怪状的节肢动物跃然纸上。

“节肢动物是动物界数量最大、物种最为丰富的一个类群，例如蝴蝶、螃蟹、蜈蚣和蜘蛛等都属于节肢动物。但节肢动物的起源、演化等问题，一直是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共同关心、至今尚未彻底破解的重大基础科学命题。”谈起化石和古生物，张喜光打开了话匣子。经历了地球历史上5次大的灭绝事件后，节肢动物为何仍能持续演化，还保持着物种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它们是如何快速适应地球环境变化并生存的？这些奥秘有可能就藏在微小的化石中，待人们发现、破译。

古生物学是冷门学科，可张喜光却与之结缘几十年。选择在云南研究地层古生物学，要从他与奥斯坦型化石的缘分说起。

奥斯坦型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珍稀化石，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就发现了这种化石，但国内却一直未曾找寻到该化石的踪迹。20世纪90年代，张喜光在国外留学时，对这类珍稀化石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刻苦学习掌握这类化石的形态学与埋藏学特征。根据对奥斯坦型化石形成的地质条件分析，他坚信此类化石在国内同样存在。

“当时，我觉得我是最接近这类化石、能够找到这类化石的少数人之一，回国有希望找到它。”张喜光说。他在博士论文中写道：“最近在华南发现的寒武纪早期后生动物的胚胎，这表明在那儿找到含软躯体磷酸盐化石的可能性极大。这是我深切希望早日能成真的一梦想。”

2002年初，张喜光结束了在加拿大10年的博士学位的攻读与工作，怀着满腔热情与希望归国，来到云南大学工作。此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地层古生物学研究中。

科研取得突破

功夫不负有心人。为寻找化石，在无数次野外考察后，2003年，张喜光终于在昭通市永善县务基乡的肖滩剖面找到了保存非常完整、精美的冠群甲壳动物化石。这一发现对于研究生命的进化意义重大。他不仅确认了冠群甲壳动物存在于寒武纪早期，也证实当时的甲壳动物已发育出上肢。

2007年10月，他的《早寒武世带上肢的冠群甲壳动物》科研论文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自然》上发表。一位《自然》评审员看完论文评议说：“作者应利用这次机会唤醒社会各界，尤其是进化发育生物的研究群体，让他们知道奥斯坦型化石的辉煌。”

起初，张喜光潜心研究于立体保存的奥斯坦型微体化石，从2011年开始，他将探索扩展到云南特有、布尔吉斯页岩型的昆明小石坝生物群。“小石坝的化石保存不亚于澄江生物群。”在张喜光看来，这两类特异化石能保存生物的软躯体部分，是化石中的珍宝，能为研究史前生命提供寻常硬体化石不曾保留的信息。

经过数年努力，他和团队从小石坝生物群的化石采集与成吨磷酸盐微体化石样品的酸泡处理中，获得了大量的原始数据，为一系列原创性研究成果积累了关键素材。

研究的脚步从未停止，技术创新推动着科研的步伐。2015年，张喜光带领团队到上海学习考察，并在研究中首次引入使用“显微CT技术”，对澄江化石中保存的动物三维结构进行无损研究。通过给化石拍CT，成功把保存在石块表面和内部的信息提取出来，再经过计算机处理后，就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三维信息。“应用图像处理技术，化石中保存的古生物可以活灵活现地呈现在电脑屏幕上。”张喜光说。

通过使用“显微CT技术”，张喜光和团队惊喜地获得了一项全新的发现。这使得研究人员改变了以往对一些先驱节肢动物类群形体组构以及早期演化模式的认知，人们对古生物的探究又往前迈出一大步。

注重野外研究

“化石是研究的基本素材，拿不到化石就写不出东西来。”张喜光说。

然而，一些具有研究价值的特异化石在全球仅零星分布，数年来，相关研究一直是世界科技前沿的热点和难点。在茫茫群山间，仅有几厘米厚的含化石层，偶尔会夹杂在露出的数十米地层序列中。

到任何一个地方，张喜光都要先把地质和交通等情况摸清楚。找到化石层，他还要弄清楚具体的地层剖面出露、层位以及岩性的情况。“研究地质图，判断出它的石头往哪个方向延伸，你就得往那个方向去追，要碰上化石层，还需要一点运气。”张喜光说。

数十年来，张喜光和团队成员穿梭在群山中寻觅化石夹层，常常一无所获。一天清晨，他仅带着一个馒头进了深山。找寻到化石点后，他不断地敲击岩层，却久久未发现自己想要的化石。到了中午，他已经耗费大量体力，然而一门心思要找到化石的他，忘记了疲倦与饥饿。直到下午2时，在一层薄薄的页岩里，张喜光总算看到了希望。“透着光，我看到有一片岩石是光溜溜的，仔细一看是个化石的印痕。”他将锤头一丢，躺倒在地上，笑容止不住地在脸上绽放。

在金沙江边的肖滩剖面，历经数年他与学生总共采获了1吨多含化石的灰岩，仅收集到不到200块毫米长、带软体附肢的珍贵化石，完整的化石则更少，仅有几十块。就这样，张喜光数十年如一日从野外找寻化石，经过“千锤万凿出深山”，采集的标本一件件被带到实验室。

眼下，年逾古稀的张喜光仍带领学生继续进行科学探索。他每年要花40天至60天的时间，带领学生在野外作业。在学校时，他几乎每天都在实验室，晚上工作到科技馆关门方才离开。在获得各种荣誉后，不少媒体争相前来采访报道。面对媒体，他总是婉言谢绝：“当下更想把所有精力用来搞好尚需完成的研究工作。”

人们常说“科研要坐得住冷板凳”，张喜光对此有自己的理解：“既然认定了这个方向，辛苦和劳累算不了什么。有了研究成果后，就会发现一切都值得。”

本刊记者 杨锡畅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