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决定把工作重点转向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地区。云南省临委书记王德三指出：长期的民族压迫剥削，造成的民族隔阂，是在民族地区发动群众的一个重要障碍，必须正确引导少数民族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

王德三充分认识到云南多民族的情况，怀着对各兄弟民族的深厚阶级感情，去做艰苦细致的民族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启发其阶级觉悟，王德三深入到滇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教训，由此编写了《夷经》。

早期宣传民族政策的经典之作

《夷经》全文共六章。首先对兄弟民族的苦难生活作了通俗的描述，接着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与官府田主作斗争，最后强调了各民族团结起来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以少数民族群众为主要宣传对象，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在内容上则从远到近，谈古论今，深入浅出地讲述革命道理。

王德三把苗族、夷族（即彝族）同胞亲切地称呼为苗亲、夷亲，油然而生的亲切感，拉近了与少数民族群众的距离。在《夷经》中，王德三深刻地揭示了从古至今少数民族群众苦难的根源是由于民族的不平等，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才使得少数民族群众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把持了官场，才使得少数民族群众失去了政治权利；是封建官僚地主阶级的愚民政策，才使得少数民族群众失去了读书学文化的机会。王德三还全面总结了少数民族群众历次反抗斗争失败的原因，是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

在体裁上，《夷经》使用“三言”“五言”“七言”等形式，用接地气的语言阐述，朗朗上口、浅显易懂，道出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心声。因而在滇南文山、蒙自一带广为流传，深受欢迎，产生极大的影响，被少数民族群众称为自己的“经书”。

《夷经》最初写于1927年，1929年在中共云南特委机关刊物《日光》和团刊《赤光》登载，经滇籍革命前辈、《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人郑易里以及马逸飞等人的努力，1930年5月刻成蜡纸，单独印刷成小册子广泛散发。这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宣传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工作，号召少数民族争取民族平等、争取民族解放而奋起斗争的经典之作，为党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工作开辟了道路、探索了经验。

推动《少数民族问题大纲》的制定

在写作《夷经》的基础上，1927年，王德三在担任云南省临委书记期间，在省临委设置了少数民族问题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开设的第一个研究和领导少数民族的机构。同年12月，他立足于云南民族复杂，语言风俗各不相同，各种不相往来，而一族之间团结坚固的特点，系统地提出了党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政治纲领，即《少数民族问题大纲》。这是党对云南少数民族问题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对党的民族工作的理论发展和指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问题大纲》首次确立了少数民族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目标。王德三在其中明确指出，“少数民族在农运中是一支有力的军队”，这从根本上明确了云南少数民族革命的性质，为党在云南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少数民族问题大纲》明确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之下的平等自由结合”“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平等地位”，这些都体现出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目标雏形。“云南党部应该注意少数民族斗争的领导，少数民族在农运中是支有力的部队”“领导少数民族打倒土司、分配土地”等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政策上，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认识，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云南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共产党人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来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典范。

从《夷经》到《少数民族问题大纲》，王德三作为云南早期党组织领导人，认真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云南少数民族斗争实践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革命斗争探索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党的民族问题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寸新元（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