秸秆是农业生产的附属产物。长期以来，群众处理秸秆大多是在田间地头焚烧后还田。近年来，随着秸秆禁烧政策的实施和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发展，“一烧了之”的现象得到改变。然而，受生产力和交通区位等因素影响，秸秆综合利用成本高等问题较为突出，导致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秸秆综合利用率低下。

“一烧了之”现象明显改善

金秋十月，在宜良县北古城镇的一片稻田里，水稻种植户李能兵用微耕机把半尺多高的谷茬翻起来，再埋进土里，这是他处理水稻秸秆的方法之一。李能兵告诉记者，他家没有养殖牲畜，秸秆不用留作草料。为提高收割效率，他留的谷茬比较高，过去处理谷茬通常用火烧，来年开春再翻田。由于现在不允许焚烧秸秆，群众普遍采取翻埋处理。因翻埋需要不少劳动力，能拿到国家每亩10元的秸秆处理补贴。

长期以来，在农业生产中，群众处理秸秆的首选办法是焚烧，因为简单易操作。然而，焚烧给环境保护和火灾防控等带来不小压力，而且焚烧后留在田里的秸秆还会给来年的农作物埋下病虫害等隐患。

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段绍任介绍，2008年，国家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指出，在禁止农民不合理焚烧的同时，鼓励积极探索秸秆综合利用办法。云南积极禁止不规范秸秆焚烧，并结合国家农补给予农民每亩10～30元不等的秸秆翻埋、用作饲料回收等财政奖补。同时，建设规范化处理站点，推行秸秆饲料化、基料化、能源化、原料化利用等综合利用办法，积极引导农民不再焚烧秸秆。

目前，全省秸秆年度综合利用率已达83%，“一烧了之”的现象得到明显改善。

秸秆综合利用率偏低

几年前，大理州祥云县在板桥镇建设了再生物资回收加工园区。秸秆、农膜连同废弃塑料制品等日常生活废弃物，被集中运到这里进行科学无害化处理，年处理量高达55万余吨，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地焚烧秸秆的污染问题。

然而，在该县一些边远乡镇和村组，由于交通不便等因素，群众收集和运送秸秆到园区处理成本较高，导致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从建设来看，这个投资项目是在政府鼓励下，采取以商招商的模式，由政府配套项目资金以及6户入驻企业共同出资1500万余元建成的，投入成本较高。

这种情况在全省秸秆综合利用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云南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地块分散、种植规模普遍较小，缺乏连片集中发展。因此，规模化利用秸秆的成本和难度比较大，投资建设和运营综合利用项目的成本较高，导致投入成本和产出效益之间存在矛盾，投资者发展积极性不高，秸秆综合利用率偏低。

目前，类似祥云县这样综合利用的项目在全省仅有20余个，数量明显不足。

因地制宜开展综合利用

“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要接受光合作用，科学研究表明，植物光合作用的能量产物一半在作物籽实中，一半在秸秆中，因此秸秆不是废弃物，只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贵资源。秸秆综合利用就是补回损失的另一半‘资源’。所以，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坚持秸秆禁烧并开展综合利用，这是秸秆处理的理想办法。”段绍任介绍说。

云南省土壤肥料工作站站长刘友林认为，在秸秆综合利用中，因地制宜十分关键。从云南农业生产总体情况来看，无论是玉米、水稻、小麦等主粮作物，还是蔬菜等经济作物，生产面积分散，集中度不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不计投入地打造一批秸秆回收利用工业园区，其回收利用的难度和成本同样难以控制。在一些边远地区，甚至可能会增加群众负担。

段绍任表示，针对云南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将秸秆就地转化为肥料、基料还田，无疑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未来，应结合国家现有秸秆处理补贴政策，加强省级以下各级配套政策和专项补助资金，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同时，积极开展项目化探索和推进秸秆肥料化利用新技术，开发投入低、体积小、便于操作、可随时进入田间地头的秸秆初加工小设备，并通过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进行积极推广，使群众在田间就地实现秸秆粉碎、配料并就地还田。

此外，应积极强化乡村专业农技人才培养，因地制宜探索和发展适合本地秸秆利用处理的方式方法，扭转目前秸秆综合利用率低、方式方法不接地气等问题。

本刊记者 余 平/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