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毛泽东邀请部分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游览天坛。
伴随着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中共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争取长期生活在都市里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中共来说也是一件“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的事情。大致来看，1949年中共争取知识分子支持新政权，赢得对知识分子的争夺战的做法有以下几种。
军纪严明和民主宽容的政权形象影响了知识分子
人民解放军军纪严明，攻城时尽量避免使用重型武器，进城后宁愿露宿街头也不住居民家，竭力不让老百姓生活受到影响，这些细节无疑给城市居民（包括知识分子）上了生动的一课。有人表示：“瞬间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觉得这军队与以往的军队大不相同。”北平解放时，浦江清从一个小学生口中得知：“共军纪律极好，不扰民。见老百姓称呼老大爷、老大娘。吃自己带着的小米干粮，喝冷水。肉菜皆有钱买，不强取。”上海解放时，对中共了解不多的竺可桢在日记中也有类似的评价：“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故“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
不仅如此，中共没有以打天下者自居，也没有依靠军事力量将其主张强加给别人，而是积极寻求与知识分子集中的民主党派进行平等协商，筹建民主联合政府，共享新政权。早在1948年，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可谓“一呼而天下应”，民主党派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还认为“现在的中国，还是靠共产党把舵”，因为“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在理论层面，中共也强调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在这个社会中，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资本家都有一席之地。对于新政权的包容性，浦江清在日记中写道：“谓共方企图组织人民共和国，并非苏维埃制度。说话也毫不像一般人所想象共产党员口吻。共方政策已改变，适合国情，所要打倒者惟蒋政权及四大豪门。保护文化机关，公教人员，工农商各界。”1949年3月，叶圣陶等人北上解放区参观国民党被俘高级军官收容所时，感受到了新政权的“宽大政策之道”，他们见到被俘的王耀武称“在此学习，读书讨论，大有兴味。又谓此间待遇甚优，颇为感激”，被俘的杜聿明“颜色红润，服装整洁，殊不类阶下囚”。
领导人礼贤下士，争取知识分子参政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懂得礼贤下士和争取知识分子参政的重要性，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尊重给知识分子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例如上海解放时，83岁的张元济作为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帝、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重要政治人物的老人，心情极为复杂，本不愿参政，还写了五条“难于应召”的理由。为了争取张元济，陈毅、陈云等亲自上门拜访，张元济才决定参加政协会议。到了北平后，中共领袖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还在祈年殿外等候他，与他握手寒暄，并对他说，这次革命实际上是人民革命。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亲自将其“送于门内”。张也向毛泽东当面进言，期望中共能下情上达，发展经济，解决民生疾苦。又如上海解放时，周恩来嘱咐负责上海文教工作的夏衍须亲自拜访梅兰芳、周信芳和袁雪芬等人，不可发通知让他们到机关来谈话。夏衍回忆说陈毅说过，与知识分子打交道一定要“礼贤下士”，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先要交朋友，谈心，让他们敢讲真心话，不入耳之言也要听，骂娘也不要紧，可怕的是他们有话不讲，放在心里。
为知识分子解决工作和生活的困难
中共处处以知识分子为重。例如徐铸成在香港所办的《文汇报》面临经济困境时，负责报馆的张稚琴电告，有一批钢缆准备在解放区出售，利润将用作《文汇报》的经费。就在钢缆生意谈判陷入僵局时，华北人民政府负责人董必武得知了此事，即吩咐姚依林办理，并关照：“这批电缆，由我们全部收购下来。不要讲价还价，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他们是为维持香港《文汇报》而筹划经费啊！”徐铸成对此很是感激。北平解放时，中共接收清华大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给教职人员发粮食、现钞，给教授们送去了900元人民券和30斤小米，为他们解决了部分生活困难。1949年春，宋云彬、叶圣陶和徐铸成等一批知识分子北行途中，也受到了解放区政府的隆重招待，他们多次在笔下夸赞沿途的解放区干部对自己的照顾很是“周到”和“亲切”，甚至对盛情感到“不安”。
从1948年底到新中国成立前夕，许多知识分子都有“奔向光明”的感觉，无论是马叙伦所写的“群贤非易聚，庄重达神州”，还是萨镇冰所写的“群英建国共乘时，此日功成举世知”，都指向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界人士的“天下归心”，此无疑显示了中共争取知识分子的成效。
（摘编自9月28日《北京日报》 ，作者：杨红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