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如何破解民生困局

延安大生产运动场景（资料图）

延安时期，尽管战事频繁，但我们党仍然给予民生问题应有的重视。一系列民生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建设方面的成绩，为凝聚党心民心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

从人民群众的呼声中发现民生问题

1940年，陕甘宁边区人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为解决边区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党和边区政府无奈之下只好向农民征粮。到了1942年，情况更加严峻。这一年，既要保证全年粮食供应量，又要归还头一年向百姓借的粮食。党和边区政府又作出了再向老百姓加倍征粮的决定。该决定一公布，就引起了一些农民的强烈反对。

随后，毛泽东要求党和边区政府一定要从人民群众的议论声中去反思有关政策。他指出，党和边区政府只有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议论里或者闲话里，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因为人民群众之中的许多闲话“是没有恶意的”，即使有恶意也要听一听。

毛泽东认为，党和边区政府必须开始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他指出，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干会召开，由于更多地关注军事斗争工作，因此，全党上下“并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长期这样肯定不行。为此，全党今后除了认真做好军事工作外，还要认真做好经济工作。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在延安人民的眼里，我们共产党尽管很好，他们也十分尊敬我们，但是我们却实实在在地“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正是在反思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由此，老百姓交的公粮减少了，吃公饭的人数减少了，党政军民的心也齐了，大家同心同德团结在党的周围，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困难问题。

正确认识“索取”与“给予”的关系

延安时期，党在一段时期内曾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是边区人民帮助党克服了困难。主要表现在：其一，边区人民贡献了大量公粮，从而保证了人民军队和党与边区政府工作人员的吃饭需求。其二，边区人民积极响应党和边区政府的号召，踊跃参加运送公盐的活动，从而保证了边区军民的吃盐需求，并促进边区经贸业的发展。

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的帮助。党和边区政府在“取之于民”的同时，也必须“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

毛泽东批评有些组织或者干部“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在他看来，“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任何组织或者任何个人对于人民所说的“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只有脚踏实地并真心实意地“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人民才会“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真心实意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党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始终都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正落实到解决人民群众实际困难的日常行动上。

解决边区人民“财旺人不旺”的问题。延安时期的中后期，毛泽东在接见西北局高干会表彰的劳动模范时，询问他们在生活中还有什么困难。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模范告诉他：“现在我们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很好，就是婆姨生娃娃活不了，财旺人不旺，请毛主席想想办法。”毛泽东听了这些话，深感问题重大。他一方面指派专人查询导致“人不旺”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指示中央卫生处协同边区政府，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开展群众性卫生救治防疫工作，希望以此方式和办法来解决广大群众“财旺人不旺”的问题。

解决边区人民“交通道路”的问题。在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前，这里既没有修过铁路，也没有修过像样的公路，人车只能行走在用土或小碎石铺的路上。党和边区政府为了改变边区军民的出行和货物运输状况，决定大力开展交通道路建设工作。有关资料显示，1938年，修通了延安至安塞的大约32公里的大车路；1939年，修通了安塞至石头及茶房川的大车路；1940年，修通了延安至沟槽渠和延安至庆阳与西华池的大约330公里的大车路；1941年，分别修通了延安至定庆、庆临、延志、延靖及清涧等大约1000公里的大车路。交通道路的发展，既方便了边区内外的军民出行，也极大程度地满足了边区军民的生活需要。

解决边区人民“社会治安”的问题。党和边区政府以“不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为指导思想，对打击和清剿土匪的方针、计划、措施、战术等作出了详细的部署和细致的安排。经过几次沉重的打击后，基本上解除了边区境内匪患对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

（摘编自《北京日报》，作者：张俊国）

责任编辑：李敏